2013年10月28日 - 民進黨「進擊」失策

刊文及原文：

在台灣，民進黨向立法院提出「倒閣案」。在國民黨全力護盤下，最終45票贊成、67票反對，閣揆江宜樺得以保住相位，而民進黨在未來一年之內，也不可以重提「倒閣」，江宜樺應該可以順利宣讀施政報告了。從客觀的形勢分析，民進黨在此「進擊」的策略上，明顯是錯判了！

筆者相信國民黨內部也沒有估算過，「馬（英九）王（金平）惡鬥」及已成過去式的民進黨倒閣案，會令國民黨重新出現一個相對團結的局面。在今年九月初，王金平因涉及民進黨黨鞭柯建銘的「關說案」而被黨主席馬英九「下令」革除黨籍。事件觸發國民黨內已經沉靜多時的新舊派系之爭。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多間台灣傳媒的民調顯示，國民黨的「全台支持度」首次下跌至不足百份之五十。

這個突如其來的警號，令國民黨人馬上「醒一醒」，因為還有大概兩個月台灣就要面對2014年首次「七合一」選舉。這次歷史性綜合選舉，雖然為台灣人省了不少時間與公幣，但國民黨人卻因為所有選舉合併為「一」，擔心從前的鐘擺效應很有可能會失靈。隨之而來，就是在馬英九民望低迷的情況下，出現的「放鞭炮效應」，導致國民黨滿盤皆輸，提早收工。

客觀的事實告訴國民黨，再陷內耗，必定黨毀人亡。所以當「馬王惡鬥」鬧劇上演沒多久，國民黨的中常委會議已定了「挺馬尊王」的路線，即黨員一定會追隨黨主席馬英九的決定，但同時不會讓老黨員 – 王金平「太難看」。這個有效的伏筆，讓碰到一鼻子灰的馬英九必須「收手」；而王金平這位老狐狸也見好即收，否則明年國民黨大敗，他便會背上了分裂黨組這個重罪，自上斷頭台。

所以，在台灣的雙十慶典上，馬王的五次互動是早有鋪墊的。民進黨在馬王各自鳴金之際，進行倒閣攪局，實在是「沒有最蠢，只有更蠢」的政治判斷。首先，台灣民眾對江揆長時間未能宣讀施政報告，已經感到相當不耐煩；其次，民進黨人「進擊」主席台的行為，讓台灣民眾感到議會素質退回了20年前。

最重要的是，是次倒閣誤將民眾對馬英九的不滿，模糊到多少有些無辜的江揆身上，這不但令民意逆轉，國民黨人亦有了團結的理由，更順便幫了馬英九一把，成功解套。何況，民進黨現在提出倒閣，距離「七合一」選舉還有一段時間，即國民黨的立委們有足夠時間去應付是次無聊的倒閣，而不會打亂本身的選舉步署。畢竟，電火球蘇貞昌，廉頗老矣！

2013年9月23日：從王金平「關說案」看國民黨危機

原文：

在台灣，由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的「背信案」，引發國民黨籍立法院長王金平的「關說案」，導至同屬國民黨籍的馬英九總統與王院長的決裂全面公開。

不少傳媒在事後評論，馬英九在「鍘王」一事的處理手法上「笨死了」，而且好像沒有預計到王金平的反撲，明題是「薑還是老的辣」。馬英九的計算只是想利用，「不分區立委」選舉的限制，令王金平在失去國民黨籍的情況下，同時失去立委身份。或許，馬英九在沒蘊釀朝野氣氛下，下了「格殺令」，是擔心王金平會「先防一步」；但格殺不見人頭，卻是政黨幼稚園生的行為。

這種形勢錯判，在馬英九任內已經不是第一次；他其實可以使出「先停權、後架空」，然後「剝洋蔥」式披露王金平，與綠營的關係；把王金平「藍皮綠骨」的面目展露人前，讓他被動地陷入「解釋的圈套」。最後，王院長很有可能會死得好難看。無奈，馬英九這種「菜鳥」，就是沒有如此心計。

話雖如此，馬英九為什麼要在「關說案」中誅滅王金平，要知道這招毒辣之處，是在於王金平被撒銷黨籍，百年之後，也不得載入國民黨黨史。這明顯，背後應該是有一個不共戴天的原因。首先，王金平的老練是人所共知，馬英九要找到他的口實，一直是「難過登天」。是次「關說案」，王金平雖然可以以「關心一下進展」，來解釋防礙司法公正這項重罪；但鐵一般的事實是，王金平私下向民進黨人提供協助，在黨同伐異的台灣，王金平這次算是罕有的老貓燒鬚。馬英九若不把握這次機會，下次真的不知是何年？

口實算是找到了，也要看看自己的「命」；馬英九沒有可能不知道，以他現在的民望，國民黨將會在以後的選舉中再次慘敗。他現在可以做的，就是為國民黨的搬走一些「拌腳石」，以免在他之後，國民黨的老人政治復辟。馬英九的政治生命只剩下兩年多時間，可是代表著「大老」勢力的王金平，卻是可以當立委，當院長一直跑到一百歲。

過去的五年，國民黨的「馬立強」之說已成風燭殘年；赧龍彬、連勝文、吳志剛雖為中生代，亦交出了一點政治成績，但也同具「大老」二代的基因；有不少的歷史包袱。至於，比較有基層歷煉，表現不錯的高雄市議員黃柏林也已47歲，相比已擠身民進黨「A 卡」的台南市市長賴清德，只有幾歲的優勢，但發展卻差天共地。。

國民黨若在明年的「七合一」選舉中大敗，馬英九「被廢」就只是時間問題，黨內「老人政治」重新抬頭，中生代又要多呆一個十年八戴，屆時今天的戰將也到花甲之年。所以，馬英九即使在預知的敗局下，也不可能讓這群老人家，阻礙年青一代重新上路，一展拳腳。在這種盤算下，王金平便不得不「人頭落地」了。

2013年7月8日：審議民主

原文：

「佔領中環」的首個「商討日」在5月8日召開，約有六百名不同階層、界別的市民參加。會後，主辦單位發表了七項重要議題。說實話，筆者認為是次「商討日」的模式是類近「學術研究」，多於「社會運動」；而提出的議題，一如神十升空，與天比高。當然，第一次「商討」出現「雲端」效果，實在不足為奇，問題在於主辦單位採用了要求頗高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

「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台灣譯作「審議民主」，在大陸則譯作「慎議民主」。台灣被形容為中國人社會中，最民主的地方；那管台灣的民主劣質與否，台灣政府與學術界，就「審議民主」的實行與研究均相當豐富。

根據台灣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中：「『審議民主』的概念自1980年代中期在歐美興起，被視為民主理論與實踐的重要轉向。在理論面，這個轉向源自對代議政治的反思，主張公民才是民主體制的參與主體，因此所有受到決策所影響的公民或其代表，都應該能夠參與集體決定，而這個集體決定是經由參與者進行知情、理性、平等的溝通而達成。在實踐面，許多具有審議特質的公民參與創新模式，陸續被發展出來，利用結構化的程序設計，來組織公民的討論，常見的模式包括公民共識會議（公民會議）、審議式民調、公民陪審團、願景工作坊、學習圈等。」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隨著「落實地區行政」，香港類近「審議民主」的模式也有接近30年的歷史。台灣自2002年，也開始就著一些「全台性重要議案」，進行過多次「公民會議」。不過，進行研究的學者普遍發現「審議民主」，往往存在一個「理想性」死門，而難以得出「理性共識」的預期效果。

「審議民主」是需要有「平等的溝通」；但平等對話，是需要與會者，就相關議題有一定的「內化」。若從狹義的角度，要求全數與會者對「佔領中環」四部曲有所掌握，那真是有點嚴苛！那便會造成，比較認識議題，或者「大聲」的與會者主導會議，在討論時產生不公平的現象，令其他與會者無法充分表達意見。

早前某「非政治學」本地學者，引用大學的遴選校長，是「教授治校」為例；教授們的專業當然有所不同，但訓練思考和論辯的方法應該是「差不多」的。如果，全港市民也有同樣的基礎，那「佔中審議民主」便會相當高效；無奈，事實並非如此。而筆者亦必須指正，那位學者用「教授治校」來論證「小範圍」特首選舉的合理性，不但離題；甚至會側面「踢爆」選委會成員，是因為具有形同特權的不平等「條件」。此例無助於展開2017年的政制討論；甚至會成為激進佔中者的「啦啦隊」。

至於，港府自今仍未就政改進行諮詢，但即是未有方案，亦要盡快提出「時間表」，否則，當民間提出「一百樣可能」的時候，政府在這場搏弈中，只會越來越被動。

2013年6月3日：香港民主新論

刊文及原文：

自三月底，全國人大法律委員主任委員喬曉陽就二○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吐」了「愛國愛港」四字之後，喬老的「調」便嘎然而止；留白的地方便讓香港人有無限的發揮空間。因「愛國愛港」而引起的有趣發酵陸續浮現。先有傳統的建制陣營不停為這四字真言作出解讀；可惜「愈解，愈唔明」！甚至有人把它解讀成信仰，要知道唯物論的共產主義，何曾出現過甚麼唯心的信仰？這明顯是「買錯鞋油，擦錯鞋」。筆者無意用「陽謀」來猜度喬老的嘎言而止，但現實上，愈賣力解讀這四個字，而又愈解不清箇中真諦的諸君，明顯便是自私的既得利益者。

及後普選聯提出「七點共識」，其實也是一種態度的表達，而非一個可行性方案。說實話，這對展開建制泛民之間的互動討論，未必有很大的作用，甚至有可能成為了「撩交打」的口實。但這也難怪，由於建制泛民長期的互相排斥，令到泛民一直處於「外圍」位置。他們既不了解中央的顧慮，也沒可能知道中央的底，叫價過高實在是不足為奇！

收窄分歧提可行方案

相反，一些比較務實的建制派，呼籲各界就政改表達意見。可惜，香港的實況是，九成以上的香港人既非讀政治學出身，亦非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之流，期望香港市民在符合一國兩制的國情下就政改提出具體建議，恐怕亦會強人所難，或甚出現「反效果」，逼使普羅市民「以為」「沒有篩選、一人一票」便是他們的意見。所以，那些經常出入北京之徒，是否應該抱「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心，肩負起應有的歷史責任，帶領討論，提出具體可行的若干選擇，再收窄彼此的分歧，最後聚焦一、兩個方案，為二○一七特首選舉作出貢獻呢？

M．博蘭切利的名句頗為適合香港的現況：「政治應該是現實主義的，政治也應該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條原則互補是為『真』，相互分離是為『假』」。如何可以達致互補，筆者認為這便是方法的問題。一國兩制，二○一七普選特首，對香港人來說是「現實」得無可爭議的事實，但如何「理想」地選出下一屆特首，中央與香港市民之間便存在認知上的分歧。

若然中央只有「程序式」的任命權，那一國的重要性便難以彰顯了！相反，中央亦有可能擔心不設框架的選舉，會出現薩托利所說的「多數人暴政」。

所以，那些充當中、港之間橋梁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其實是應該具體「帶出」一些問題，盡力消除中港之間在政治上的一些夢魘。這些功夫是全不費勁的，達爾在《論民主》中便已提供相當合適的參考，例如就香港：實際的民主政府應如何運作？實行民主需要甚樣的政治制度？ 哪些條件有利於民主發展？這些簡單而又能引起公眾參與討論的問題，總比硬把「愛國愛港」奉為鐵律的嘴臉，具建設性吧！

2013年4月29日：市場好？

原文：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持續二十多天，仍未能解決；各方向罷工工人所捐獻的基金已達數百萬；勞工及福利局「慢半拍」及無效的協調手法，讓全港市民看傻了眼。日前，其中一間外判商高寶還宣布快將結業。從是次工潮之長，市民參與之多，均是近年罕見；筆者可以判斷，勿論工潮如何落幕，不管是勞方、資方均是輸家，而特區政府更會慘輸，能力、形象只會更加江河日下。

今年初，香港獲傳統基金會連續十九年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從英國植民管治下的香港，一直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近月，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黃鶴仙去，引起一陣對「新自由主義」的討論。坊間普遍認為，面對1980年代積弱的英國，要不是載卓爾夫人犯天下之大不韙,，狠下重藥，大英帝國早已退出了全球政治舞台。碼頭工潮與戴卓爾夫人謝世，看似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但若從「自由市場」一詞去分析，便會看到另一翻景像。

「新自由主義」在學術界的討論繁多，各位只要上網查找，便會發現俯拾皆是。當中，筆者認為國內對新自由主義有所謂：「三化、三否定」是比較簡、易、明的。「三化」就是指自由化、私有化及最重要的市場化；而「三否定」則是指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與香港人最為中聽的否定國家（政府）干預市場。

在三化、三否定的遊戲規則下，市場那無形的手便會自行操盤，優勝劣敗立見。在透明而又充份競爭的情況下，壟斷與失實的市場行為是應該絕蹟的。可是，現實的情況真有那麼理想嗎？市場失效的情況在全球比比皆是，而在中國人的商業社會中，還有所謂「頭啖湯」的絕活。縱使，市場是自由的，但有能力先入關中者，往往佔盡先機，甚至阻礙其他參與者進入市場，令市場成為「私家花園」。

這是一個非常吊跪的地方，自由市場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避免壟斷，但自由市場推廣至極，竟然有可能造成壟斷；無奈，這個情況正正就是今日香港的寫照。在市場不再「自由」之下，作為「莊」家的政府好應該，亦要有能力去「干預」市場，撥亂反正。

不過，在是次碼頭工潮中，我們便可以看到戴卓爾夫人時代英國，與特區之別了！戴卓爾夫人的重藥，是政府有計劃的行為；而香港的市場失效，已經演變成制度上的失效，政府已變得無力扮演協調與介入的角色。加上，政府平白地浪費了，工潮最初的黃金一星期；現在勞資相方均以命相搏；代價，不是由全港市民來承擔嗎？

2013年3月18日：開飯喇

原文：
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所引發的「波瀾效應（實在無法以漣漪來形容）」，真的「一波勁過一波」。早前，政府公報前李惠利學院地皮，將改作興建住宅用途；引發浸會大學上下一心齊抗議，浸大校長陳新滋更罕有地，親自披甲上陣，聲言要守衛教育用地，還我「中醫院」；更與食物及衛生局（食衛局）局長高永文隔空開火。高醫生則在鎂光燈下表示：「浸大一直申請在尖沙咀地皮興建中醫院，無提過李惠利」。

日前，浸大與食衛局就事件，鬧上了立法會。局方首次承認早在去年十月，已經「知道」浸大有意更改中醫院選址，但強調是「非正式會議」，直至今年二月才正式收到浸大的改址申請。浸大方面當然有另一個版本，雙方各執一詞；看罷，筆者真的抹一額冷汗！

梁振英「識講，唔識做」已經是接近公開的事實，加上他「好辯論」的表達方式，讓我們不知道他，那句是真？那句是假？而更嚴重的是，在現時香港低氣壓的政治環境之下，行政官員已經忘記了「打通關」的職責，經常「唔覺意」地害了各局問責高官。在浸大中醫院事件中，筆者認為，校方何時提出改址建院，並非重點；關鍵在於「非正式會議」五個字。

筆者相信，不少本港政界中人也會認同，現時的私人飯局遠較從前為多，原因是「正式會議」已經在制度上近乎失效。在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期，便出現「飯桌議政」、「料亭議政」；到二戰戰敗之後，更出現「會食」及「夜間國會」等文化。近期，國內為配合習近平書記的節約風，也批評日本的「飯桌議政」是舌尖上的浪費。可是，國內的朋友可能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呀！

日本自維新，政、官、財三界高層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戰後，自民黨雖然把持日本朝政大半個世紀，但黨內派系林立，幾近「派」同伐異。「夜間國會」便應運易生，這裡高級食肄，成了是議員密會議政的場所；進而在國會上作出動議或行動。有傳，小泉純一郎便是在「夜間國會」中，被扶植為首相。

時至今日，相對平民化的「會食」，取代了尊貴的「夜間國會」。這類非正式的「會食」，在政府與民意代表，或主要持份者失去互信之時，變得相當重要，因為透過非正式的接觸和溝通，相方便可「摸底」，知道互相的底線；而負責「打通關」的高薪官員，當然要盡責地向上級匯報，以便作出適當的回應及準備。

所以，食衛局若以「非正式會議」「耍」了浸大，那便是向所有民意代表、主要持份者發出訊息。今後，政府不在存在任何「交心」或「深交」渠道，一切議題便在會議桌上，來一個了斷！那還有啥好談？簡直是「搬舊石頭，砸自己隻腳」呀！

2013年2月18日：自找麻煩

原文：

新年之前，梁振英就《信報》評論員練乙錚一文，大動作地以「私人名義」向《信報》發出律師信，指文章內容涉嫌誹謗。《信報》隨即發出聲明，指該報及作者並無指梁振英已經涉黑，如果文章引起『讀者』對梁振英，產生不公的結論或引來不便，謹此致歉。聲明刊出之後，梁振英又‘九唔搭八’地表示接受道歉；這一切看在筆者眼裡，實在是快要吐血了！

首先，梁振英自29歲開始，便與建制結下不解緣；以內地的說法，理應「久經歷鍊，人格完備」才合理。可惜，當他登上大寶之後，好像忘記了「老祖宗」的訓誨。早在1997年8月，原中共上海市黨校常務副校長奚潔文教授，便在文匯報發表文章，題為：「理論、眼界和胸襟 - 試論跨世紀領導幹部必備的政治素養 」，文中指出作為政治領袖，必須要有具有「增強班子團結、善於駕馭全局、嚴於律己及吸納群眾意見」的寬闊胸襟。以當時的時間巧合性，令人合理地聯想到，奚教授是為香港特首的人格特質，定了一個「框架」。

當中第四種「吸納群眾意見」，是作為特首的基本條件。就練乙錚一文，梁振英應該以「無則一笑置之」處理為妙。豈料，他反其道而行，向《信報》開槍，變相向全港所有評論員開了一槍一樣。香港的時事評論員質素雖然參差，但香港的可愛之處，正是容許百家爭鳴。丞相胸襟尚可撐船，更何況是特首之高呢？

其次，有「梁粉」為梁振英辯護，表示在新形勢之下，特首不可以再「捱打」；所以，便彷效新加坡李顯龍政府，向批評者發出律師信，以阻言路。這批梁粉明顯既不熟書，又害了主子，更加不明白，作為領導人是不可以輕言「私人」二字。根據薩托利：《政黨與政黨體制》中的「競爭性政黨制度」指出，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屬於，擁有政治攏斷的「優勢黨」，但制度仍允許其他政黨合法存在，供選民作出投票選擇。

李顯龍的總理之位，既由人民所賦予。所以，李顯龍的「律師信」一樣被批為失格。同樣地，在台灣的馬英九總統，也只有一丁點的空間去行使「私人名義」。因為他的寶座是689萬台灣民眾所堆砌而成，馬英九的「空間」，極其量只有689萬份之一而已！因此，大部份政治領袖也深明這個「等價交易」的道理；若敢輕言「私人名義」，只會贻笑大方 。

由此得知，梁振英斗膽犯天下之大不敬，以「私人名義」向《信報》發出律師信。那豈不是，由特首親自證明，從前選舉委員制度的不公平嗎？在面對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梁振英此舉無疑是自划，自找麻煩呀！

2013年1月20日：攪清楚先

原文：

早前，澳門政府向澳門永久性居「豪派」八千大元。香港隨即響起一陣，要求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派錢」的聲音。最後，在事先將揚的施政報告中，我們知道派錢無望；不少基層市民當然罵翻天，在「人有我有」的心態下，直指政府是座擁巨額儲備的守財奴；但我們有沒有先弄先楚兩地政府對派錢，背後的概念呢？

還記得十多年前，筆者第一天走進大學講堂上社會學課；城市大學何強星老師便教我們什麼是概念（Concept）。這是社會學的基本功，是方法學、理論建構的基礎；要是把概念「傻傻攪不清」，整項研究便無價值可言。概念是泛指我們對事、物的抽象意義；他的來源可以是個人的經驗及觀察，從中歸納出一些獨特，普遍的共同性。例如，社會學者是很喜歡用「性 - Sex」與「性別 - gender」來解釋概念；「性」是與生俱來的生理分別，而「性別」則是從兩性社會建構中區別出來的。

根據以上的解釋，我們便知道港澳政府對派錢，在概念上的明顯分別。首先，從現實的情況分析，澳門不如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亦沒有對美元掛勾；不需要每日以巨額儲備支撐著港元的匯價，及金融市場運作。其次，早前筆者的友人譚志強博士在面書留言導：「床前霓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賭場，低頭見夜香（糞便）」來描述澳門現「富到流油」的實況。大概是一個月前，筆者有幸路經澳門，也感到澳門不單止相當繁榮，而且物價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澳門政府在無後顧之憂，及巨額政府盈餘下派錢，清楚是還富於民的「均富」概念。相反，香港人一直只知派錢，而不問背後的意義是相當反智的行為。香港要是派錢，概念應該是「扶貧」，意思是對有需要的群眾施以援手，這才是附合「剩餘福利模式」下的香港經濟結構。

再論，近年樓價飛升，香港年青人「上車難」已成了老身常談的話題。可是，迄今我們的政府好像還未攪清楚，政府是要讓市民安居「樂」業，還是安居「置」業這兩個施政概念。衣食住行，乃安民之基本，若是安居樂業；我們可能是從產業結構，年青人就業前景及發展著眼；有能者，何愁樂業？現只針對房屋供應量下藥，一來遠水豈能救近火；二來，以公共房屋滿足市場需要，就更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成熟的政策討論，是需要公民社會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共同語言。所謂，上行而下效，若「領頭羊」的施政方向還是頭痛醫頭，如墮五里霧中；那要求市民明白政府的施政概念，便要求太高了！

2012年12月24日：斷了腳的三權分立

刊文：

早前，立法會在政府「斬件」的情況下，戲劇性地通過了長者生活津貼（長津）。意味着約四十萬合資格長者，通過申報便可於明年四月一日後，得到每月二千二百港元的生活津貼。同時，還有可能一次性地獲得五個月的津貼金額，肯定可以過一個快樂的復活節假期。

政府提交議案缺討論空間

長津在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的拉布之下，前後耗費了七周時間，冷不防政府突然以奇招剪布，以通過人事編制撥款等於通過整個議案的方法，成功闖關。不少議員，包括泛民派，其實鬆了一口氣。可是，從今開始，香港的行政立法關係將會跌入新低谷。 在現屆立法會產生之後，行政機關對立法會的態度大不如前。在行政主導的情況下，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議案，往往是沒有討論空間的「The Best」。

立法會要不便通過方案，要不便拉倒，是次長津議案便是寸步不讓的最佳例子。在這種詭異的政治氣氛下，行政立法關係真是「想好都難」！ 根據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提出的概念，三權分立一直在現代民主政府架構中備受推崇。三權的意思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互不統屬，是互相牽制的存在。這是當今世上被形容為最有效制約，防範權力過大的一個制度。有趣的是，三權雖然互相牽制，並且獨立地運作，但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三角力點」，就是不失互信。意思是我們相信司法機關剛正不阿執法，行政機關盡心盡力執行立法會的決定、立法會縱有令人煩厭的討論，但議員們的使命仍是福為民開。

這種互信關係非常重要，沒有了這種信任，情況便一如斷了腳的三腳椅，倒下只是時間的問題。現時，香港的情況便正是如此。Ian Scott教授曾經以「甩骱」來形容香港的行政立法關係，但經過長津一役，行政立法關係不但是不協調的「甩骱」，而是互相敵視，兼且「互陰」。

行政立法「互陰」鑽盡漏洞

長毛拉布是他的權利，政府的奇招，在程序上亦說得過去，但關鍵在於彼此的用心：兩者均是在鑽會議常規的空子，當發現敵人中伏，便「開心過攞獎」。在這種「怨怨相報何時了」的氣壓之下，行政立法的互動，只會愈來愈差。兩者為免中招，均會步步驚心地處事，或甚按兵不動，「縮得就縮」，平白浪費了香港未來幾年時間。甚麼「穩中求變、適度有為」，便一如「明鏡高懸」般束之高閣了！  

2012年12月3日：20分鐘

原文：
美國總統大選翌日早上，筆者如常地到茶餐廳用早餐；聽到新聞報導說，美國不少民眾在投票日，排隊超過四小時等候投票。新聞還未報導完畢，身旁的茶餐廳大叔，便破口呼叫：「等四個鐘，痴線咖o羊！比著我，四個字（即20分鐘）都唔投喇！」說畢便放下茶錢，揚就而去。對筆者來說，大叔那句說話極到刺耳，卻寫實地說明，為什麼香港的選舉，與美國有著天壤之別。這個分別，不光光是制度上的差異，而是從政治文化上也差得實在太遠了！

社會學有一個老身常談的概念，稱「內化 - Internalize」。簡而言之，就是人透過反複模仿，學習；去接受一套價值或意義，甚至成為本身的觀點，便稱之為內化。當整個社會，大部份公民都出現相類近的內化過程，這便會成了社會的普遍準則及價值觀。這個簡單的概念是社會學的入門，本科程度或以上便應該掌握。套用在美國大選之上，就是美國的選民清楚，他們苦候四小時投票，是因為投票是公民的權利，是因為選票可以改變國家的未來，是因為相比起美國今後的百年國運，這四小時實在太微小了！

情況一如奧巴馬的勝利演說中表達：「在美國221年的歷史中，我們從未改變一磚一瓦、胼手胝足，去建設和改變這個國家。」這個就是美國的政治文化，國家的發展是靠選民手中的選票，及「對腳」走出來的！反觀香港的中產份子，他們並不如歐美的民主化過程中，成了國家改革的主要動力；反而是沉默而充滿怨氣，但又精算的一群。他們或許因為「時間成本」太貴，所以，忘了香港還有漫漫長路要熬下去，即使「等四個字，都唔投票」；由此見得，中產一直不熱衷參與政治。在濃烈的計算氛圍下，民意代表往往亦鮮有一種政治胸襟。細聽奧巴馬的演說中，他勝不驕，還向沒有投票給他的選民表示：「我會傾聽，尤其是我們意見相左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我會邀請你們加入建設國家的行列。」絕非，把沒有投票給他的選民視之為如無物，或甚敵人！

他同時引用美國前總統林肯，在南北戰爭時對南方人民的說話，向共和黨伸出橄欖枝，表示：「我們不是敵人，而是朋友。雖然信念的不同，讓我們的兄弟之情緊繃，但不能斷裂。」這就是美國土壤下，孕育出的政治價值觀；是經年的內化，才能修成正果的。香港自立法會選舉之後，建制陣營便流行一句：「修補關係」；明顯是「功能作用」，那…有用麼？

最後，奧巴馬說：美國真正的力量不是武器與財富；而是我們對理想的堅持、民主、自由、機會和抱有希望。香港嘛…中產從今以後，踴躍投票，積極參政便已經令人喜出望外了！其他，真的別奢望。

2012年10月29日：高官劍語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鮮仁矣」意思是一個人，過於賣弄口材，便會與「仁」這個最高標準，距離很遠。不過，作為一位問責高官，應有的口材是不可缺少的。根據亞里士多德的經典著作《政治學》，開宗明義便說清楚，人類之所以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是因為我們有「語言」，懂溝通；透過語言，我們可以把城邦內的政策辯論透徹，止於至善。所以，亞里士多德同時提出作為政策制定者，或者是政治人物是需要專業，或是經過特定的培訓。

日前，特區政府有兩位高官，在鏡頭前的表現，令筆者不禁嘆氣！第一位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Carrie在擔任社會福福利署署長時，便與筆者認識；當年我們一同經歷社福改革的艱難時期，Carrie給筆者的認像是記憶力強，言詞精悍、用字簡潔，經常「一句到尾」。但不知道是否「Pat Pat控制大腦」，當位置不同時，思考的方式便180度轉變，甚至表達的意思亦大相徑庭。

在南丫島海難事故中，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現身在「公仔箱」之前，的確有不少相榷的餘地；不過，其實危中有機，Carrie在面對讓員，公眾的質詢時，大可以把一國兩制的精要「搬出來」，為香港市民上一課活生生的「國民教育」。根據基本法，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並不代表一些中央機制不用遵守。在一國之下，香港肯定是中國的一部份，根據「國家特大事故通報機制」，凡意外死亡人數達30人以上，需即時上報國務院。以便中央調撥資源救災。李剛的角色在此便明白不過了！無奈，Carrie顧左右而言他的回答，只會讓西環治港的夢魘，越說越不清。

至於，衛福局局長張建宗就「長者生活津貼」申報機制的回應，就更令人惋惜。首先，「長者生活津貼」與「特惠生果金」，熟同熟異？局方還未有一個清晰的說法。其次，這個申報機制只是一個行政手段；說白了，局內的常任秘書長，也應該有足夠的能力處理。在一片福利主義的聲浪中，全港有三分一市民住在公屋；最低工資上調7%，並由「補底」變成「保障」；「長者生活津貼」又要求「自動過數」。作為一位局長，是否應該帶領市民討論，香港應該改變「剩餘福利模式」，而且要有相關的經常性稅收配合呢？這樣連消帶打，必定令不少傾向民粹的議員語塞。可惜，張局長與議員們繼續跟「門檻條件」玩遊戲。香港的社會發展要有吋進？難呀！

作為問責高官，論證與政論能力是面向群眾基本功來的；當然，若非不能也，實不為也。便更教人長嘆一聲了！

2012年9月17日：智騙釣魚台

原文：
數年之前，我有幸到釣魚台國賓館參加宴會。賓館內陳設雕樑玉砌，卻沒有半點愁恨的味道。不過，國賓館以釣魚台命名，說明了釣魚台雖然只是幾個小島，但從意識形態上看，釣魚台是中國人的尊嚴象徵。中國人一直怒吼「釣魚台是我們的」。數十年來，大大小小的保釣運動，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智慮忠純的愛國之士。問題上，釣魚台誰屬一直充滿著爭議。作為一個中國人，在愛國主義的驅使下，當然認同釣魚同是我們的，但為什麼中國政府一直非常克制，只「出口術」呢？

這全為改革開放的著想；鄧小平「韜光養誨」的遣訓，讓我們知道改革開放真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雖努力」。隨著改革開放，對內，國內人民矛盾日深，問題多得難以想像。對外，台灣問題，南沙群島主權誰屬問題，可能遠較釣魚台重要。釣魚台是肯定要回來，但現在與日本全面鬧翻，或甚開戰；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成就便會付諸流水。就是在這種現實考量之下，中國才一直就釣魚台問題，忍氣吞聲，希望以時間換空間；盡早有足夠的國力，名正言順捍衛釣魚台。

問題上，這只是中國一箱情願的想法，日本又豈會「痴痴的等」呢？加上日本經濟糟了二十年，日元匯價高据不下，令日本的經濟雪上加霜；對中國的依賴日深。還記得大半年之前嗎？中國容許日本購買中國國債，被日本右翼份子渲染為「恩賜」及有辱國體。在這種社會氣氛下，日本積弱的政府便需要有所作為，振奮一下民心，而最簡單的方法，便是消費釣魚台了。

日本明白中國現在的顧慮，而日本今日也沒有本錢與中國翻臉。他們便動動腦根，透過一場賣買，製造既定事實；即是今日硬要不了釣魚台，若干年後，也可以把他拈了回來。根據韋伯(Max Weber)的界定，國家為「一種擁有治理一個社會的權力的機構，並在一定的領土內擁有外部和內部的主權」。從以上的解釋，我們便明白到日本的玩戲了！

日本政府與聲稱擁有釣魚台栗原家族正式簽約買島，栗原家族又願意賤賣島嶼與日本政府。整樁賣買均在日本國內發生，那豈不是製造了一個鐵證，證明釣魚台是日本領土內的主權範圍事宜嗎？中國經常上數先秦，下數明清，力證釣魚台自古已屬於中國，卻拿不出一紙法律文件作護身符。相反，日本聽多了中國的「證據」，學會了從今天起便製造一個「歷史」；將來中國要硬拗，難道又把先秦諸子搬出來嗎？日本文化沿出於中國，但他們的政治智慧與手段真的是青出於藍呀！

2012年8月20日：九月之後

原文：

還有不足一個月，香港便要產生新一屆的立法會。香港由於沒有政黨法，政府又是行政主導，加上比例代表制的選舉辦法；令香港產生了不少土產政團。在這種環境之下，土產政團是極難一支獨秀。不過，有趣的是，香港的立法會與區議會是採用不同選舉模式。

區議會一直是採用「單議席、單票制」。所以造成立法會極端分崩離色，但區議會卻有可能由單一政團手執牛耳。去年11月6日的區議會選舉，民建聯便是在「單議席、單票制」下取得過百席數，成為區議會第一大黨，並在全港十八區區議會中，橫掃多個正副主席位置，埋下了一黨獨大的危機。

理論上，民建聯的地區工作扎實，在區議會中取得較多議席是正常的賽果。在民心所依的情況下，民建聯雄霸多區區議會正副主席也是理所當然。可是，香港的區議會制度，與立法會之間出現了跪異的互動，而民建聯雖然是區議會第一大黨，但無黨席，親建制的獨立議員在香港依然佔近半比例。民建聯作為第一大黨，要不便向獨立議員招手，要不便是預留一點空間給親建制的同路人，作為團結大多數的手段。可惜，民建聯兩者也沒有選擇，反而是司馬昭之心。由於兩次選舉的時間又非常接近，市民一般難以辨認出兩種選舉的核心分別在那裡，但就認定了一黨獨大絕非香港之福。民建聯極有可能在是次選舉中，遭受到相當沉重的打擊。

根據著名政治學者G.. 薩托利在《政黨與政黨體制》2006中指出，一個最穩定的政黨政治的社會，應該是「溫和多黨制」。溫和多黨制的特點是議會由三至五個主要政黨組成，再配合若干小政黨，成為關鍵小數，作出制衡。因為三足與五足鼎立也頗難出現慣性執政的情況，所以勢政黨必須常懷警醒，急民之所急。同時，執政黨在必要時，為了穩住大局，還要出手支持盟友；在這種勢力平衡的環境下，社會與政府是相對地穩定的。

由此，我們得知建制陣營若要長治久安，作為龍頭的民建聯是必須有作為大黨的胸襟，盡量在建制的光譜內，多向市民提供選擇，而不是「連廁所長都霸埋來做」！然後，與其他建制政團，高度與對手類近化，及壓縮反對黨的政治空間；這才是皇道。無奈現時民建聯行的是「霸道」，市民定會用手中的票表達對一黨獨大的不滿。而香港又會繼續陷入「極端多黨制」的混局之中。

極端多黨制中，有不少情況與香港的情況是相當雷同的，例如社會上的政團一如恆河沙數，離心力強；議會上出現一些「雙邊反對」的反反對黨；議員們經常不負責任地反對，或是在民粹主義的驅使下進行過渡叫價的政治。香港回歸已經十五年，在政治上我們也蹉跎了十五年；還有不足八年時間，香港便要落實雙普選；時光一舜即逝，難道我們還忍心繼續呆下去嗎？

                                                                       

2012年7月23日：人言可信？

原文：

第四任特區政府與行政長官剛上任，便上至特首梁振英，下至問責官員高永文也涉及到僭建風暴之中。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被控涉嫌欺騙租金津貼，上任只有十二日便要下台，公眾無不嘩然。加上，教育局長吳克儉就六四事件的「有感覺論」及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的「比拉多式」去留。新政府差不多有四份一的要員均告中箭，公信力大大地被打了節扣，往後的施政將會更加寸步難行。

說實話，特區的新政府是在放大鏡及零蜜月期的情況下上任。新官只管在街頭賣藝，而不是馬上打出幾項鏗鏘有聲的政策，實屬不智。何況在過去十五年，香港的發展可以用膠著或是龜速來形容。市民大眾現在最希望的，是「政府做野」，而不是「高官聽野」，更不是「聽市民，想我地點樣做。」若連施政的方向也要「聽出來」，而不是梁英團隊「帶出來」。香港現已不穩，求變便更是繆想天開了。

市民對梁振英政府的支持度出現了如此巨大的跌蕩，除了因為梁班子醜聞百出，更大程度上是因為民意的反映在於情感的表達，而不是出於市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Agreement）關係。哲人約翰、鄧恩，對以上的論述便表達得非常深刻，他認為：「公民與政府之間本質上是一種信任關係，而非契約關係。政治信任是政治系統合法性基礎的重要來源。」這說明了缺乏民意與投票交易的特首，位置是相當脆弱的。

眾所周知，第四屆行政長官是由選舉委員會產生，大部份市民在是次選舉中是「No Say」的。由於大家手中無票，變相便不存在政治交易行為，市民是沒有「同意」把手中的權力交予現任政府，契約關係自然就不成立了。

這種「投票動作」是重要的。因為，只要市民有權投票，即使現任的政府再爛，我們也得接受，直至下次改選。相反，市民若無法透過投票行為與政府立約。市民對政府的支持，便有可能只是一種無責任的感覺，純粹是「我信你」或是「你信我啦」之類。

還記得毛澤東年代，國內流行一句說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大時代下的強人政治，市民是較易對領袖給予毫無疑問的信任，尤其在政權建立之初，這種信任更會成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但梁振英明顯強不如毛澤東，香港現在也難以與1949年相比。市民對他的信任明顯只是一種「感覺」，當感覺不再，自然便會去之而後快了！

2012年7月5日：核心價值

原文：

香港，近年很多人喜歡「講」核心價值，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也在「講」核心價值；這句說話，好像是坊間的「口頭蟬」一般；但大家「講」來「講」去，也說不清楚什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直到日前，筆者看到一本雜誌，刊載影帝周潤發的專訪，劈頭的第一句便是發哥口中的核心價值：「搵食」。發哥簡而精地導出了不少升斗市民的心聲，而且大家也明白發哥所指出的深層次意義。

月前，筆者終於有幸座了一程長途飛機，由香港飛往多哈，需時約為八小時。可能由於筆者不習慣座長途飛機，航班上實在是難以入睡。就在這悠長的航程中，筆者終於看了，在台灣勁收八億一千萬新台幣片房的巨製「賽德克、巴萊」上、下集。這套電影長達五小時，在大陸的片房也不賴，只是有點攪笑地被解讀為「愛國抗日」電影；明顯地與導演魏聖德的原意「搭錯線」。側面也讓我們知道，若今日兩岸正式展開和平談判，大陸對台的了解可能仍屬「有限公司」層面，要談出個實質東西來，實在難呀！

香港嘛！此片的片房可以用慘淡來形容。一來這套長片，真的很長；二來部份鏡頭頗為血腥；三來，筆者相信大部份香港觀眾，在缺乏歷史背景資料的大前題下，看畢此片便會自然地吐出了「唔明」二字。

這套電影在台灣如此叫座，是因為導演運用了以古說今的手法，借了台灣近代歷上的霧社事件，帶出台灣人對身份認同的重要價值。片中的主角莫那魯道，為了桿衛賽德克族與文化，是可以帶領族人以生命去守護的。片中的日本皇軍一如正史中，沒有對寶德克人處以「奴隸式管治」，反而是採取「以夷制夷」的手段，實行日式皇道教化。無奈賽德克族人所想所要的並非「現代文明」，而是「別搔擾我，請讓我們好好地生活下去」。類比情況，便一如大陸現時對台先經後政的「錢包子」政策。台灣人現在最擔心的，就是台灣人的身份，早晚會被大陸的經濟手段模糊掉。

另一方面，在力用中國的大環境下，台灣又不得不向大陸靠攏；否則，便只會被進一步邊沿化。在下集彩虹旗的開始，莫那魯道解釋「拒日成功只是自招滅亡」及那一句：「戰死吧、賽德克」。正正就觸碰到台灣人內心深處的痛。什麼是核心價值，在此便不言而喻了！所以，當我們把核心價值掛在咀邊時，卻並非以生命去守護，便請不要亂說吧！

2012年6月25日：話不可說盡

原文：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將於近期審議政府架構重組的撥款建議，人民力量已表明將提近千項動議，泛民議員亦表示將提出約五十項動議。按常理，新政府要趕及七月一日之前，重組政府架構，齊齊整整上任，難度將會相當之高。就在這個危急之際，非常惹火的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表示，會以平常心面對議員的質詢，同時表示重組架構沒有後備方案。

羅太一句說話，不單是自我製造敵我矛盾，還上天下地，把議員們與新政府可討論的66個方位全部堵了！這種態度，對新政府的運作有何幫助？筆者真有點丈八金剛。對於座擁豐厚儲備的香港，新任政府要多花七千萬港元，請幾位「好幫手」，也不為過。但新政府打從政策推銷的第一天，便以詭辯作盾牌，實在相當道貌岸然；明明是多了兩個司，卻說成了三司、兩副司、十四局；若以博弈的角度來看，這已經是犯了致命的錯。我們奢望新政府，與新一屆立法會能衷心合作，機會真的很微。

加上，羅太的強勢，明顯是沒有認清時勢。根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典的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指出，每個組織（政府）的內在與外在因素也不相同，所以在政策推銷與管理中，並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法則與方法；在實踐中必須根據所處的內部條件與外在發展，隨機應變，使組織與政府適應時勢。有時，政府為了讓政策得到落實，經常要有兩手，或甚三手準備。

從任何一個角度分析，政府架構重組也不是一件小事。常言道「大船難轉彎」，政府清楚知道議員們與公眾，對兩副司一局疑問甚多，便早應有兩手準備，根據緩急把政府重組「斬件上市」。例如，新政府大可以「先局後司」續步進行重組，把爭議較少的問題先行解決。至於，那讓人想了又想的兩位副司長，便容後再議。要知道，可預見的數年，大概還應該是梁振英年代，新政府實在不急於一時。

如今，羅太一句到尾的作風，逼使議員們疑似拉布、新政府有可能未上任已經慘被拉倒。新政府的威信一開始便被打了折扣，如果羅太所代表的候任特首辦，為達目的，在七一前後「唔改又改，唔變又變」；那新政府便會在難看中上任。羅太那寸步不讓的作風，同時也趕絕了自己。若干年前，港產電影風雲中的經典對白：「話不可說盡，若然太盡，緣份勢必早盡。」實在有大智慧呀！

2012年5月14日 - 適度有為乎？

原文：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引起的一連串問題，這是今屆政府的痛、下屆政府的重。就在諸路不通，苦無對策的情況下；冷不防，下任特首梁振英日前主動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2013年私家醫院不應接受雙非孕婦的來港產子，即是「零配額」。 2013年來港產子的雙非父母，在香港出生的子女不能保證將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

這種以「個人主張」包裝政策公布的方式無疑是創意十足，讓人耳目一新，贏得一面倒的掌聲；一改政府拖泥帶水、議而不決的形象。而且，在梁振英人氣開始下滑之時，他懂得運用社會的焦點議題，高調地表明立場及提出解決方法，的確是可以「止得下咳」；是政治公關上的良策。不過，就在掌聲背後，所產生的副作用，其實並不亞於雙非。

根據英國心理學家沃勒斯就「創新」，所提出的“四階段理論” ， 指出「創新」是分為四個階段，包括：準備期、醞釀期、明朗期和驗證期。筆者並沒有修讀心理學，但學理有時是可以互通及借鑒。配合孫子兵法，兵勢篇五的道理：「治眾如治寡」；讓我們明白到，立身處世與管理百萬之眾的原則，其實是差不多的。

創新需要有醞釀期，是因為要進行資料收集、信息加工、選取，從而提煉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相當費時，而又接近必要的「死功夫」。政策的構思與推行，也同樣需要有關鍵的醞釀期。這是因為政府龐大的官僚系統一如鐵達尼號般，「轉個彎」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去準備，否則便會難以執行。又或甚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

在這個基礎上，候任百官之首甚可能存在「個人主張」呢？所謂：牽一髮，動全身。那管現在尚未換屆，梁振英只要一旨令下，現存各政策局也得乖乖配合，否則朝令夕改，後果是災難性的。無奈是，周一嶽即是硬接了旨；在缺乏政策醞釀階段的「皇命」，同樣會造成行政架構的嚴重內傷。原因非常簡單，政策急剎車，各級公務員從前的努力，便付諸流水了，心裡不是味兒。

加上，私家醫院主席劉國霖的「被揼論」，便說明了梁振英「很英」的表現，將會破壞了政府與主要持份者的合作關係。日後，相關問責局再要進行政策推銷便極度困難。奉勸「呢隻英」先了解什麼是「適度」，然後再追求「有為」吧！

2012年4月30：買一個希望

本月初，梁振英赴京接受國務院溫家寶總理所頒發的「國務院令」，理論上，梁振英已經正式成為了香港的行政長官，不過上任的日期卻是今年的七月一號。拍過合照之後，溫家寶總理按慣例向梁振英說了一堆語重深長的寄語。歸納之後，溫總的寄語其實只有三個「要」；那就是「要團結大多數、要清廉及要讓市民有希望」。

原文：

當中，溫總吐出那「要有希望」幾個字，讓人感到份外刺耳。原因，他鏗鏘地導出了香港回歸十五年的死門所在。那就是香港市民對三任特區首長，以至整個政府已經失去了希望！

根據1986年，諾貝爾經濟獎者布肯南的「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 theory) 理論。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治如同一個交易市場：從政者是買方，是生產者；選民就是買方，是消費者；選票就是流通貨幣。無論是經濟或政治市場，交易雙方的目的，均是要謀取最大的私利。由於每一位選民手上只有一票，所以個人的理性選擇在政治市場是難以發揮作用。因此必須透過集體選擇（投票）來發揮力量，這就是公共選擇。政治市場沒有真正的金錢交易，因此個人選擇是經濟行為，而公共選擇是政治交易。 

就布肯南的理論，在政治市場學上，賣買雙方均是在交易「空氣」。從政者提出未曾實現的政網與遠景，換取選民手中的選票。相反，選民運用手中的選票向未來押注，買「希望」回家！具體例如早前台灣的總統選舉，民進黨參選人蔡英文便提出：「讓人民都有工作，才是真正的安定」。蔡英文承諾「在未來」增加就業機會，讓人民生活得到安定！無奈，選民不買賬，認為沒有和平的兩岸關係，台灣便會完蛋，沒有「希望」了！事後證明，蔡英文在兩岸政策上嚴重失分，成了敗選的關鍵。

香港在2017年之前，我們也沒有權一人一票選特首；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可以對政府有「希望」，又或者「失望」。市民的失望明顯就是政府的負債，當政府「債」台高築之時，便很易構成管治上的「破產」。董建華「千古腳痛之謎」與曾蔭權「臨走，唔過得世」的原因，便是他們早已成了「負資產」。市民感到沒有「希望」，他們最終黯然離場，並非無跡可尋。

如今弱勢領導、管治雪崩有可能成為未來香港的寫照。溫總把醜話說在前，實在地是用心良苦，免得日後CY會因為「頭痛」而需要接受「休假式治療」。

2012年3月19日：你估我唔到

常言道：「政治一日都太長」。對於香港特區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莫說話一日，半日已經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在現行選舉委員會的制度之下，香港的命運便操控在1193人之手；對於大部份香港市民來說，誰家那姓當選下屆行政長官，真的「關人鬼事！」不過，在傳媒追蹤式、放大式的報導之下，特首選舉又彷佛成了時下最熱門的話題。若然，我們沒有留心各路人馬的最新動向，恐怕茶餘飯後會沒詞兒。

原文：

由於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屬於「有限公司」；同時，筆者從來沒有否定中央（阿爺）對香港重大事務的影響力。3月25日特首大寶誰屬，便成了近日「猜猜我是誰」的最佳估算遊戲。這邊箱，唐英年陣營表示六百鐵票不動如山，那邊箱卻有報紙形神俱備地報導，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已經為香港特首選舉擬定「劇本」，梁振英將以七百票當選。一時之間，大家也好像成了中央的「一品大員」，把阿爺的底摸得一清二楚。

正當大家也在屏息靜氣，留意習副主席在會見港區政協時的「提示」的時候；習副主席當然「沒那麼笨」！走漏半點風聲。何況，若然阿爺的決定會「跑」到一份，被認容為逢中必反的報刊時；中央的情諮保密工作肯定是九流級數。筆者，亦曾與國內一些社科院學者討論是次選舉。他們竟然表示，特首選舉的重要性，還不如烏坎村選村委；一來台海關係回暖，香港就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作用已經減少；二來這只是特區內部事務，即是有差池，亂也亂不到去那裡！相反，烏坎村要是處理得不妥當，這把星火將會以燎原之勢直捲全國。

國內朋友與我們的看法有差別，實在不足為奇！但為何我們好像可以很科學地「計算」阿爺的劇本，而不是三姑六婆式的「估算」呢？關鍵就在於制度本身的設計。根據亞當、普沃斯基在民主與市場一書中提及，一個民主的選舉與制度必定全在「不穩定性 – Uncertainty 」。原因非常顯淺易明，因為「人心難測」嘛！

若然選舉的結果是可以信口雌黃般「計」出來，制度本身便不付合民主的原則。情況一如書中引述，「智利的右翼日報EI Mercurio 在阿連德 ( Salvador Allende) 贏得1970 年總統選舉後，第二日所發表的社論：『沒有人會料到秘密的、普遍的、資產階級的選舉，竟然會導致一個馬克思主義候選人獲得勝利。』」這個結果的確令當時不少人「跌眼鏡」。

雖然，特首選情的變化較連續肥皂劇好看；但個別唯恐天下不亂，嘩眾取寵的報導真的：「講少句，當幫忙」！

2012年2月13日：政治家

原文：

本年一月十四日，台灣選出新一任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結果，並沒有讓人有多大的意外。反而，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及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在選舉結果大定之後的「勝利演說」，和「承認落敗宣言」，卻讓筆者一看再看，久久不能釋懷。

馬蔡二人的演說，內容繁多，不必盡錄；但當中有一樣寶貴的價值觀，是非常值得香港有志從政之士學習的。這邊箱，馬英九的演說激昂，他連連數次多謝選民的支持以外；也不忘多謝他的對手蔡英文，與親民黨主席，馬英九的「老長官」宋楚瑜。那邊箱的蔡英文宣言溫婉細膩，一句「尊重人民的決定」說得何其大方。馬蔡二人贏得光采、輸得光榮；他們所展現的，不單是作為首長、領袖應有的高度；更是一位政治家的風範。

根據亞里士多得的經典著作「政治學」，第一章已開宗明義譂述「政治」一詞的由來。政治一詞出自古希獵「Polis」一字，當時的意思是「城邦 City - State」。

人類因為有語言，懂溝通；便可以商討管理城邦之事；從中文的翻譯中，亦可看到政治一詞，包含兩組動詞，就是「議政」、「管治」。所以，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而城邦存在的目的與功能就是追求「善」；既然如此，管理城邦的人，便必須是止於至善的領導者。

所以，筆者一直喜歡用「Statesman」一字來翻譯政治家，而非「Politician」。政治家是需要有政治家的風範及應有的承擔；或甚較一般老百姓為高的「尺」作標準；分寸進退得宜，方向有道，才可稱之為政治家。由於以上的條件大部份是由「他我（公民）」反射得知，因此政治家大部份是「被稱為」，而不會是「自稱」，或者視為一種職業。

根據馬蔡二人的演說，他們離「政治家」已經不遠了！最難得的是，他們明日到選舉是一天的事，一月十五日開始，民眾的生活便要與選舉脫勾，重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因此，他們的演說不帶半點仇恨，沒有把民眾帶到無休止的選戰當中。若然，從政者讓市民、支持者「每日活在選舉中」；這只是「野心家」的行為，而不是政治家。

反觀香港，我們的選舉經常出現「贏o左、頭o岳o岳；輸o左、咀o苗o苗」，甚至出言不遜的情況；市民的情緒無日無之地，被政治人物牽動。馬蔡二人實在堪稱階模。近期，美國作家克拉克的一句說話經常被引用：「政客是為了下一次的選舉，政治家卻是為了下一代。」或者，我們也可以用這一個標準，來「秤」一下我們的特首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