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2日經濟日報《國是港事》A17 - 防疫挑戰重重 高效政府失守（標題由報方擬定）

網址及刊文：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587881/%E9%98%B2%E7%96%AB%E6%8C%91%E6%88%B0%E9%87%8D%E9%87%8D%20%E9%AB%98%E6%95%88%E6%94%BF%E5%BA%9C%E5%A4%B1%E5%AE%88

根據2018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World Health Report》，日本在「醫療水準」、「接受醫療服務的難度」、「醫藥費負擔公平性」等方面，位列全球醫療體系第一名。德國的醫療系統99%的醫生擁有博士學位。當中有20名醫生獲得諾貝爾醫學獎，醫療系統與保障屬於歐洲尖端。而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表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特區政府的「政府效率」蟬聯全球首位。

日鑽石公主號淪陷 德確診飆

香港、日本與德國的公共管理，在我們的印象上都是令人贊許的體制。但一場新冠肺炎，完全暴露了這三個公共管理體制存在嚴重問題。

日本神戶大學醫學院教授岩田健太郎登上疫船「鑽石公主號」不足一日，便以「狀況悲慘」來形容船內情況，並批評日本政府的隔離政策是「最大失策，大錯特錯」。德國近日確診數位急增，卻礙於神根公約國的關係，而未能果斷，有效地執行出入境限制，令整個醫療系統有可能被鄰國疫情拖垮。

集中說回香港，市民近月對特區政府處理疫情的手法，不滿情緒曾接近爆發邊緣。筆者反復思量，發現所謂的高效政府，應該是在面對不可抗力的情況下，仍能遊刃有餘地處理問題，而非在未受挑戰，太平盛世時的綜合分數。否則便會一如特區政府般，在危機時陷入進退維谷的險地。

首先，香港的公務員，一直都是透過極嚴格的考核才能躋身官場，這群自詡為最優秀的隊伍，從來都是奉行一種精英管治模式。這種飛上枝頭變鳳凰的管治團隊，先天上已經與普羅市民存在極遠的距離。例如當政府眼看市民搶購口罩，只知道口罩供應不足，而不知道口罩背後的象徵意義，在於市民對政府的抗疫工作並不安心，無法達到「安民」的效果。

加上精英管治當然要「有根有據」，結果便經常出現理性有餘，同理心不足的情況，所謂「急市民所急」淪為口號。如政府以火炭駿洋邨作檢疫中心時，只考慮到管理的問題，卻不知道市民的不滿並非只來自NIMBY，而是政府動了基層市民的核心利益。

精英模式「缺氧」 引回音穀效應

其次，政權內卷化令精英管治模式陷於「缺氧」狀態。現時香港有超過500個諮詢及法定組織，他們其中一個重要職能，就是要把不同的民意帶進行政主導的政策制定過程之中，成為政策的潤滑劑與試金石。常言道：沒有反對意見的政府，與一言堂無異。但眾所周知，特區各委員會之內，獲得權力分配的能人異士，大部分的政治立場與特區政府高度一致，完美製造了回音穀效應。根本無助政府拉近與市民之間的距離，尤其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政府現有的人才庫，在「同聲同氣」的情況下，明顯無助政府「在地內化」（即「在地化」與「內化」的結合：localization+ Internalization）思考解決方法，反而是固化了精英管治模式及對他們所制定的政策認同。

加上，在崇優主義的心魔下，這群精英經常迷信權威，例如多次分析都以世衛作政策制定標準，進一步忘了「在地內化」的重要性。相信「遠在天邊」的世衛主席譚德塞很難理解香港市民的真正需要與憂慮。

慣執行不善決策 未急民所急

最後，當然是這班管治團隊，大部分沒有受過選舉的洗禮，與市民的脈搏並不一致，不明白管治權力雖然來自中央政府，但他們每個月的薪酬，都是香港市民所繳納的稅金。肉食者鄙，亦需向香港市民負責。筆者不諱言，個別經過選舉洗禮的問責官員，明顯較掌握黎民百姓的痛點。

在制度本身自詡高效，又難以透過選舉進行自我修復與完善下，極易出現施政「自我感覺良好」的情況，而市民是並無任何「獲得感」的。這一點在政府安排包機接載「鑽石公主號」郵輪港人乘客回港一事上表露無遺。政府經常掛在嘴邊的「急市民所急」口號，再一次與市民急切回港的願望相差甚遠。加上，這班管治團隊雖是精英，卻慣於執行，而不善於決策，因為並無民意透過選舉，讓他們承擔政治決定責任。

政治體制改革 反思施政思維

結果，市民看到政府在處理疫情的手法上，遠較國內省市的「等」中央指令、「靠」中央支持、「要」中央幫忙文化，還要嚴重。要知道，2月3日政府宣佈關閉四個口岸，很大程度上因為國家移民管理局在2月2日率先宣佈暫停赴港電子簽證，而未必是政府回應民意的決定。

所以，一場疫症的挑戰，令我們驚覺一直引以為傲的高效政府，既缺乏彈性，又與市民活在平衡時空的真相。因此，政府現時正進行深層次矛盾研究，必須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當中除了民主選舉以外，肯定就是行政團隊的施政思維與能力了！

（作者為港臺《政壇新秀訓練班》及美國三藩市灣區新城電臺《東南西北風》節目主持。文章只代表個人立場）

撰文 : 葉振東 資深政評人

2020年1月17日經濟日報《國是港事》A28 - 民進黨的勝選動員 值港府反思（標題由報方擬定）

文章刊出後，在《立場新聞》 ，原文轉載。

網址及刊文：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544138/%E6%B0%91%E9%80%B2%E9%BB%A8%E7%9A%84%E5%8B%9D%E9%81%B8%E5%8B%95%E5%93%A1%20%E5%80%BC%E6%B8%AF%E5%BA%9C%E5%8F%8D%E6%80%9D

早前，筆者有幸獲邀赴台，觀摩台灣第15屆總統大選及立法會選舉。選前數天，台灣政局氣氛雖然有點詭異，尤其國民黨總統參選人參韓國瑜在台北的造勢大會，聲勢浩大，選情一度看漲；但選舉結果反映，國民黨大敗265萬票或18.52%。

民進黨社媒動員 已跳出凱道

這個結果無疑令人感到驚訝，不過亦並非不可預估，而且當中的細節是非常值得香港特區政府引以為戒。

首先，筆者親身觀看了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台北的兩場造勢大會，國民黨造勢大會的參與人數雖然非常多，但極難找到一位40歲以下的參加者。相反，民進黨的人數雖然較少，但全數都是年輕人。那民進黨的支持者去了哪裏呢？

國民黨蔑視民調 陷自我麻醉

原來，民進黨在集會中段，呼籲正在回家投票的支持者，以社交媒體即時上傳回家路上的照片。不消兩分鐘，大屏幕上顯示有出過53萬人正在路上。這說明了，民進黨的動員方法，已經跳出了凱達格蘭大道。反觀國民黨的老派手法，根本無法與「相信理性選舉，崇尚個人主義」的年輕，以至中生代接上。

加上，國民黨對選前民調的「蓋牌」策略（即完全不理會民調），在科學化的選舉市場，實際上極為反智，而最後結果亦反映民調與實際選舉結果分別不大——即國民黨在選前，已經形同自殺。因此有意執政的人士，必須了解社會生態的改變，並要因此而改變自己的舊有思維與手法。否則便極易變成「為做而做」，又或者自我麻醉，而無法掌握民情。

綠營文宣論述 由群眾出發

其次，民進黨的政策論述與文宣都非常有針對性，非常清晰他們在不同政治市場上的「目標對象」的喜好。舉例，我們到國民黨的總部時，他們仍有大量各式各樣的小紀念品向群眾派發，包括：紙巾、口罩、撲克之類，但這是非常單向的宣傳渠道，亦難以評估成效。

相反，民進黨的黨部，可以派發的紀念品並不多，卻令到群眾有頗大的「擁有感」。原因是他們的文宣是採用了「在群眾中建立架構」的策略，即在制定之初，已經把支持者拉到「核心的內圍」（而非本末倒置地「從架構中物色群眾」），再透過支持者們的朋輩影響，令民進黨與選民產生互動的漣漪效應。

筆者舉例，美少女小英、大帥哥電火球（蘇貞昌）的動漫人型紙板，不但受到創作者及年輕人的歡迎，亦一洗民進黨老氣的感覺，最大的關鍵就是這些都是「群眾的創作」，試問「群眾」又豈會「打倒群眾」呢？

民生無小事 非靠長篇論述

而且，坊間大多數把是次國民黨敗選焦點，放在「亡國感」與世代矛盾之上。但就忽略了民進黨與選民建立的共同語言，就是刻意突出「民生無小事」，及讓民眾感受到即時的「刺痛感」。

舉例，民進黨的「抗共保台」文宣，雖然在選前是鋪天蓋地的，但眾所周知，民進黨現在勝選，大陸一時三刻也不會武統台灣。相反，蘇貞昌在民進黨的造勢大會上，大呼小英政府如何保護台灣民眾時，並非以國防為主調，而是指出非洲豬瘟在東亞肄虐時，小英政府仍能確保台灣人有健康的豬肉吃，來引證「有政府，會做事」，當下民眾掌聲雷動，便知道選舉行為與民眾的感覺，其實是非常接近，並非依靠長篇大論的論述。

還有最後一點，就是執政者，無論是否由民選方式產生，都必須經常做最壞的打算。筆者在國民黨總部向他們的競選團隊查問：「若國民黨敗選，他們對長期在野，有何預案？」但他們竟然支吾以對，令人十分失望，說明了他們完全沒有為長期在野作打算。這種「沒有最壞打算」的選舉工程，以至施政手法，極易讓團隊陷於方向迷失的險地。

調整「對共」措詞 助社會歸理性

加上蔡英文的大勝，對國民黨的重創在於，把他們最後一個神話——馬英九也打倒了！現在國民黨陷於無人駕駛的狀況，就是源於沒有作過最懷的打算。當然，在蓋牌策略之下，所謂最壞的打算，也接近是天方夜譚。

相反，民進黨即使勝券在握，他們選前已經為長期執政，做了調節，就是把選舉語言中的「抗共」，改為「對共」。即在兩岸分治的事實下，做好「如何應對大陸」而足以令台灣生存的方法。這種務實的調整，亦有助社會回歸理性。

所以，在沒有其他經過科學化驗證的方法之前，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是對從政者、政黨以至執政團隊，自我提升的最有效方法。否則，即使豪派100億惠民政策，也只會讓人感到是為時已晚的殭屍政府行為。

（作者為港台《政壇新秀訓練班》及美國三藩市灣區新城電台《東南西北風》節目主持。文章只代表個人立場）

葉振東 資深政評人

2020年1月8日經濟日報《國是港事》A20 - 台灣新住民 如何左右大選選情？（標題由報方擬定）

文章刊出後，在《立場新聞》 ，原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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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幾天之後便要進行台灣總統大選。乘香港反修例爭議的社會風波觸發台灣民眾的恐共情緒，民進黨籍參選人蔡英文應該非常大機會順利連任。

國民黨籍參選人高雄市市長韓國瑜，在「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的政治氣氛下，備受正面衝擊，所屬的高雄市又因為從前外訪時，所簽下的諒解備忘錄陸續出現狀況，令高雄無法「發大財」，而陷於民意腹背受敵的苦戰狀態。加上他經常失言，例如以獨有的韓式幽默「酸」蔡英文是「得民調者得痔瘡」，被形容為政治失格，導致韓流不再，人氣下滑。看來國民黨藉着韓國瑜重奪執政權的機會渺茫。

大局將定，坊間把目光放在立法院改選。情況一如上屆總統大選時，當大家都篤定蔡英文當選時，便把注意力集中在立法院會否出現鐘擺效應，又或者出現任何民意的最新動向。當時，筆者身在台灣，兩天內由台中到新北市走訪14位國民黨籍立法院參選人選戰，最後得知藍營的「服貿幫」，即支持兩岸服務貿易協識的參選人，全軍盡墨。當時的選舉結果給國民黨的啟示是，兩岸議題在「台灣本位」愈來愈高漲的情況下，在島內已沒甚麼討論空間了。所以，今次選舉中，媒體對國民黨的選情都是點到即止，反而大家會比較留意「小綠政黨」在不分區立委的選情及民眾對「新南向政策」的態度。

時代力量民眾黨 未嘗甜頭

首先，民進黨雖然是綠營的第一大政黨，但民進黨同樣出現如同國民黨的老化情況，加上藍綠對立多時，深綠選民認為民進黨的兩岸關係還未清晰，而催生了時代力量和民眾黨。

在台灣混合票的選舉制度之下，選民是可以在不分區立委中，以政黨為基礎，進行投票，有利小政黨的發展。可惜，在高度恐共亡國的社會氣氛之下，綠營選民普遍認為，只有民進黨這台機器，才有能力守護台灣，加上時代力量早前受「拔昌風波」（即2017年台灣政黨安定力量對時代力量立法院議員黃國昌發起的罷免行動）及退黨危機影響，聲勢早已大不如前；至於民眾黨明顯就是柯文哲在北部的一人政黨，是否能夠橫渡濁水溪以南，也是一大問號。

所以在選前不少民調顯示，時代力量在不分區立委的支持度被壓縮至不足5%，未能分得任何議席，至於民眾黨也是僅僅超過5%，達分享議席的最低民意門檻標準。即小綠政黨很有可能在這次選舉中，嘗不到任何甜頭。

選舉後期 藍綠差距或收窄

其次，在有民主選舉的地方，選民的意向在愈接近選舉日，理論上應該愈為清晰，中間選民會減少，而主要政黨之間的二元對立，便會更為明顯。這種壁壘分明的狀態，不是只對蔡英文有利，亦同時會對藍營主要參選人韓國瑜有利，導致二人的支持度拉近，不至於如現在二人相差往往超過十個百分點以上。就如馬英九連任之戰，當時他以689萬票，險勝蔡英文的609萬票，雙方得票率，相差只有6%。即今次韓國瑜若能夠在選舉後期，把民意支持度拉抬到與蔡英文相差少於6%，他還是有機會問鼎總統大位，但現在的問題是，這十萬票即使存在，也並非韓國瑜的囊中之物。

這就要分析台灣選民近年的結構變化。傳統以來，國民黨有大概56萬票原住民票作為救命草，可是這批原住民在社會同化的情況下，第三、第四代原住民與都市人已經無異，那份原住民情意結早已不復再。馬英九在連任之戰時，被封為「13族共主」，筆者已經非常懷疑其代表性。

原住民有減無增 不利藍營

如今，原住民的數量應該只有減而無增。相反，台灣的新住民的數量卻不斷增加。所謂新住民，就是從前從香港移民到台灣，或是從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到台灣工作，又或是嫁到台灣的過埠新娘，他們很多已經入籍台灣，並且生兒育女，落地生根。根據台灣行政院勞動部資料顯示，截止2019年11月底，新住民人數多達71.8萬。當中擁有居留權的港澳人士，由2014年的697人，大升接近一倍至2018年底的1,267人。

這批新住民在入籍台灣之後，同樣有權投票。筆者很難幻想，移民台灣的香港同胞投票意向會傾向韓國瑜，因為大家在「台灣變香港」的陰影之下，早已用腳投票，移民台灣。至於東南亞諸國的新住民，他們大多數落戶南部，在國民黨重北輕南的發展策略之下，早已有所不滿。加上蔡英文的新南進政策，正正方便了新住民回鄉探親，以至經貿往來。早前台灣政府與越南政府簽訂的「台越雙邊投資保障協定」，更是大大提升了新住民在台灣的身份地位。

這群新住民亦是傾向支持綠營，並非國民黨的囊中之物。台灣在面對人口老化，透過移民政策優化人口結構是無可厚非。不過，這批不斷增加，而又可能帶着恐共情緒的新住民，將來會更大幅度地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成為台灣自然獨的後援會。（文章只代表個人立場）

葉振東資深政評人

2019年12月27日經濟日報《國是港事》A20 - 澳門一國兩制有成 秘密是甚麼？（標題由報方擬定）

文章刊出後，在《立場新聞》 ，原文轉載。

還記得當日，我向創孵中心的朋友查詢：張建宗看了你們的中心之後，有何表態？朋友馬上感到我的問題不懷好意，太極地回了一句：當天不是我招待，所以我不知道！張建宗的身體如此誠實，大家心照不宣了！

網址及刊文：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528134/%E6%BE%B3%E9%96%80%E4%B8%80%E5%9C%8B%E5%85%A9%E5%88%B6%E6%9C%89%E6%88%90%20%E7%A7%98%E5%AF%86%E6%98%AF%E7%94%9A%E9%BA%BC%EF%BC%9F

澳門回歸20周年，正值香港仍陷於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起的社會風波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門新一屆政府就職典禮致辭時，盛讚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令愛國愛澳成為全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使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牢固樹立，行政主導體制順暢運行，及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褒澳貶港的味道濃烈。

習褒澳貶港 Good boy有獎賞？

更有外地媒體以「Good boy」來形容澳門，表示澳門將會獲得國家更多的政策優惠，以表揚他們在政治上的貢獻。

例如，有傳國家將會扶持澳門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平衡香港的政治風險。

不過，有趣的問題是，以上的分析是以「政治解釋社會發展」，而無視澳門為經濟轉型下過的準備工夫。傳聞更是以內地精英決策模式的視覺去看問題，而忽略了澳門同胞的在地感受。

筆者在習近平訪問澳門同日，到訪澳門科技大學及全澳門最大的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創孵中心），發現澳門之所以能夠成功落實一國兩制，關鍵在於澳門政府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態度，配合澳門發展為先要條件，令到一國與兩制不但顧及澳門同胞的感受，也真的做到有機結合；而不是中央政令下達特區，官員便馬上聞雞起舞、自亂陣腳。

澳有機結合一國兩制 沒自亂陣腳

這樣社會矛盾、政策阻力也自然較小，結果當然就是同屬一國兩制，但澳門的確整體氣氛遠較香港祥和。

首先，眾所周知，澳門人口結構簡單，族群清晰，有超過六成澳門人的祖籍都是中山。多任澳門中聯辦主任，都曾任中山市市委書記，在同氣連枝的情況下，理論上，澳門政府要推動任何與內地相關的政策，社會阻力應該會較小。

實際上，澳門政府在審視與內地相關的政策時，都是採用一種「在地評估」的策略，消化了內地的優惠政策之後，才推出社會，而不是收到紅頭文件之後，便大力盲推。例如，近年熱話的「大灣區發展策略」，澳門當然有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他們卻從來不會硬銷政策，又或者以接近強迫的態度，大搞國民教育交流團，要求年輕人擁抱大灣區。

願者上釣 不硬銷大灣區政策

究其原因是澳門本身地少人稀，根據澳門統計及暨普查局資料顯示，澳門的老年化指數已經連續22年上升。即面對人口老化，澳門本身的人才也不敷應用時，又何須強推年輕人回大灣區發展呢？澳門的政策只是姜太公釣魚，若年輕人有意願回大灣區發展，澳門政府就為你的「走出去」提供支援，由於意願的反映是來自用家本身，由下而上的推動，社會接受程度自然較高。

其次，澳門政府也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弱點所在，就是產業過於單一。澳門的產業結構有接近八成都是來自博彩業。無疑這個產業生態圈，在短期之內都應該沒有方法可以改變；但短期無法改變，不代表長期不作準備。因此，澳門政府的「創孵中心」不單止有扶持高新科技的項目，也有文創類、中小企等，從根本慢慢豐富澳門的產業結構。而且申請支援的表格大概只有5頁紙，這遠比香港的創業基金便民及實際。

「創孵中心」 扶持科技文創

而在「大後方」，澳門政府也會為這群新生產業，在西珠三角，例如中山、江門等鄰近澳門的地方，尋所產品生產夥伴，再透過這批新生產業，把他們的內地夥伴「請進來」，帶回澳門設售後服務點，令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也有實際得益。

還有一點，就是澳門政府在配合國家發展策略時，非常有自知之明。當有傳聞稱國家將會扶持澳門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時，香港不少評論員認為「政治操作，不足為懼」，卻沒有從逆向思維想過，澳門從來沒有以香港為假想敵。

澳門政府銳意攻堅的，只是大概兩億人口的葡語系國際金融市場，這個缺口正正是香港所忽略，而在法制上未能配合葡語系國家的空白地方。

濠江靜下苦功 悶聲發大財

若葡語系國際金融市場在澳門發展成熟，澳門下一個目標市場是巴西，這也與香港的發展路徑不存在矛盾，反而可以互補。無奈，香港同胞過於夜郎自大，而沒有注意到這些關鍵小節。

所謂：五色令人目盲。當我們凡事以政治作為政策評估的標準時，便極易忘記了其他重要的社會經濟發展因素。澳門之所以能夠令一國兩制成功落實，除了是他們取了一國之便後，會進行「在地內化」（localization+ Internalization）以外，更會靜靜地進行了很多準備工夫。

或者澳門就是悶聲發大財的最佳例子了！

（作者為港台《政壇新秀訓練班》及美國三藩市灣區新城電台《東南西北風》節目主持。文章只代表個人立場）

葉振東資深政評人

2019年12月11日經濟日報《國是港事》A34 - 新紮議員勿一朝得志 忘了「服務人民」（標題由報方擬定）

文章刊出後，在《立場新聞》 ，原文轉載。

真的沒有必要再推動「青年議會」，加上新生代對制度的信任亦成疑，那便讓時代正式成為過去吧！不過，作為老鬼，對一班新紮議員不作出當頭棍喝，我又覺得是對不起我過去的歲月。

2019年12月13日晚上十一時，即經濟日報及立場新聞相繼刊出文章之後，離島區候任區議員王進洋終於以短訊聯絡，香港電台第一台《政壇新秀訓練班》監制，表示欲取主持電話，向港台及主持致歉，但沒有包括當日呆等他一個鐘的年青人們及製作團隊。

王進洋的歉意出現在他「失場、失聯」兩星期之後，並且功利地有選擇性。他的誠意如此明顯！因此，我請監制回覆他四個字便可：「訊息收悉」完！

網址及刊文：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517276/%E6%96%B0%E7%B4%AE%E8%AD%B0%E5%93%A1%E5%8B%BF%E4%B8%80%E6%9C%9D%E5%BE%97%E5%BF%97%20%E5%BF%98%E4%BA%86%E3%80%8C%E6%9C%8D%E5%8B%99%E4%BA%BA%E6%B0%91%E3%80%8D?mtc=70029

筆者一直以推動青年參政議政為己任，亦多次建議特區政府在各區復辦青年議會選舉，這既可以行政吸納政治，亦可透過地區的權力再分配過程，與年輕人一同構建常設的對話平台機制。

區議員平均年齡 大降至37.4歲

不過，自2019年區議會選舉大局已定之後，筆者認為已經沒有這個需要了！原因是新一屆的區議會，接近是「區區青年議會」。

有傳媒統計指出，今屆452名區議員中，有139名年齡是在30歲以下，得力於這批生力軍，令到區議員的平均年齡大幅下調7.3歲，至37.4歲。年輕人在這場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政治運動中醒覺，打出「自己社區自己救」的口號，進而透過既有政治制度，參與普及而平等的區議會選舉，實在是令人欣慰。但11月25日清醒時分的狂喜，又是否足以令反對派笑到最後？為社區、甚至香港政治體制帶來新氣象？卻是隨即令人非常擔心的問題。

首先，區議會雖然仍屬諮詢架構，但自從前任特首曾蔭權推動地方行政改革，讓區議會掌握實際權力以來，區議員的身份地位便有明顯的提升。

權力與薪酬待遇 對新人誘惑大

加上，區議員是以單議席、單票制的直選方式產生，再組成各區區議會，因此區議會的民意認受性含量，一定程度上較立法會還要高。政府多次推動一些爭議性極大的法案，例如：一地兩檢、《逃犯條例》修訂均需要各區區議會動議表態支持，以證明行政主導的特區政府是有民意加持。

還有非常誘人的一點是，新一屆區議員的薪津將會上調至34,000港元，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區議會主席，薪津更將是兩倍，每月為68,000港元。比較政府統計處發表2019年第二季（4月至6月）結果顯示，香港就業人口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為18,700港元。明顯區議員的薪津遠較一般打工仔為高。

即無論權力與薪酬待遇對這群初生之犢來說，都是一大誘惑。正正是因為這些看似有利的因素，加上民間五大訴求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令不少新紮議員對政壇前輩抱以否定的態度，甚至認為「時代是屬於他們的」，因此不用理會議會政治倫理，一些所謂全黃的社區，已經出現難以協調的「委員會卡位戰」，部分為求短時間內壯大政治力量的新紮議員，更對推薦「增選委員席位」虎視眈眈。

區選變相公投 路遙才知馬力

即使坊間已有回響：請各位新紮議員緊記2003年及2007年區議會選舉的教訓，似乎都未獲正面的回應。12月8日民陣大遊行，召集人岑子杰只是呼籲遊行和平進行，卻已被網民諷為「尊貴的議員」。可見新一屆區議會尚未開局，反對派便出現令人反感的內鬥，試問地區治理從何談起呢？

其次，不少新紮議員是乘着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政治運動順勢而上，更有可能是截止提名前最後入閘的參選人士，他們不但缺乏地區工作經驗，甚至連政綱都是非常粗疏，或者流於口號式政綱。

但是次區議會選舉的變相公投效應，令選民立場先行，對政績與政綱的關注程度降低，他們才能成功晉身議員行列。不過，議員始終要向選民提出績效指標，要交出功課才可連任。新紮議員即使選前政治先行，選後亦應盡快充實政綱的留白位置。否則，在路遙知馬力的客觀標準之下，議席最後還是不保。

早前筆者邀請了擊敗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的陳梓維到電台節目，與年輕人分享他們的政綱抱負。無奈候任陳議員可以讓廣大聽眾、觀眾的了解的政綱實在欠奉。

筆者明白新紮議員需要時間適應身份與工作，一時三刻未必可以腦筋急轉彎，交出一份貼地的政綱，但只要他們努力學習，業精於勤，還是有機會成為後生可畏的民意代表。

最令人扼腕的是部分新紮議員，出現一朝得志的心態，忘記了人民代表是「為人民服務」，需要時刻要緊記尊重別人。若一位議員忘記了人的價值，便沒有資格再擔任民意代表。

高學歷下流中產 要求會更高

另一位應允出席筆者電台節目，但竟然一聲不響地臨場爽約，令接近20位年輕人、製作團隊在錄影廠呆等一個鐘，迄今仍未致歉的新紮議員，就是擊敗民建聯周浩鼎的王進洋。當天各位年輕人在等候候任王議員的眼神，由希望轉失落，筆者相信已為他埋下下次敗選的伏筆，而上述例子很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香港的經濟結構在政治體制的傾斜下，造就了「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的產生，導致市民生活質素在強烈「被剝奪感」下有所下降。高學歷的下流中產，對議員的質素及核心價值有更合理的追求，心裏明白哪種民意代表更符合市民的政治利益；亦因此才令到是次區議會選舉，傾向政治認同的感覺票，遠多於蛇齋餅糭式的福利票，成就了不少新紮議員。

不過，政治感覺在成熟的公民社會中，往往是激烈而短暫的。若新紮議員不看清他們獲勝是「成也感覺、敗也感覺」，盡快充實自我，調整心態，四年之後的總崩對像，可能就是他們。

（作者為港台《政壇新秀訓練班》及美國三藩市灣區新城電台《東南西北風》節目主持。文章只代表個人立場）

葉振東資深政評人

相關報導：It's too late.

2019年11月23日及24日經濟日報《國是港事》A16 - 泛民選情勿太樂觀 選後香港怎前行？（標題由報方擬定）

網址及刊文：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504374/%E6%B3%9B%E6%B0%91%E9%81%B8%E6%83%85%E5%8B%BF%E5%A4%AA%E6%A8%82%E8%A7%80%20%E9%81%B8%E5%BE%8C%E9%A6%99%E6%B8%AF%E6%80%8E%E5%89%8D%E8%A1%8C%EF%BC%9F?mtc=70029

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觸發的大規模社會衝突，已持續超過五個月。回歸以來第六屆區議會選舉，極有可能在一片爭議聲中與社會混亂的情況下進行。

泛民63區「撞區」 防陰溝翻船

受社會氣氛的影響及表態政治行為的作用下，反對派陣營的選情一直被看高一綫。但如果我們細心分析，便會發現反對派的選情並非想像中樂觀。

首先，根據政府資料數據顯示，新增選民雖然創下413萬新高，但35歲或以下的選民僅佔大概兩成。全港452個選區當中，有63個選區出現所謂「反對派撞區」的情況，佔議席總議佔13.9%，當中更有31個選區有4名參選人或以上，佔總議席的6.9%。光是這63個選區，就足以令反對派「陰溝裏翻船」，由選前預算的大勝變小勝。

其次，根據中文大學的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自己的政治傾向是建制派人士，雖然由2016年的13.7%，下降至最近的6%，相差7.7%。但如果我們交差分析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數字，便會發現，當時雖然受到反對23條立法及七.一50萬人大遊行影響，選民的投票率只由1999年35.8%升至2003年44.4%，升幅只有8.6%，還未計算新增票數明顯並非全數投到反對派的參選人身上，所以反對派的樂觀預測絕對有可能「過分樂觀」。

黃藍對立 建制選情未必遜03年

尤其在現時所謂黃藍二元對立，壁壘分明的情況下，親建制的基本盤極有可能在選舉當日中午12時之前，已經全數進行投票。建制派的選情不一定較2003年時更差。

筆者雖然對反對派的選情有所保留，但毫無懸念地相信，反對派的總議席必定較上一屆為高。一些經常觸發大規模社會衝突的地區，例如沙田、元朗及深水埗，很有可能不會再由建制派區議員主導。即特區政府必然要面對區議會選舉之後的新政治局面：即由反對派主導的區議會，將有可能成為是次逆權運動中的橋頭堡，不斷在體制內向政府施壓，繼續爭取五大訴求，尤其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政府宜化被動為主動 解困局

屆時，特區政府若仍表示區議會只是地區諮詢架構，不談政治，便只會把運動推向另一個高峰。因為2014年政改一役，全港18個區議會也曾經歷史性地「一致議決支持」當時的政改方案，未來特區政府若因為時不我與而搬龍門，便只會陷入進退維谷的政治困局之中。

因此，特區政府應化被動為主動，在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之後，盡快公開承諾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改變表述方式，強調「法定」二字。在大多數香港市民仍然相信法治的前提下，創造社會討論空間，引領群眾回歸到法治的基礎之上。

過去兩三個月，無論中央與特區官員不停強調「止暴制亂」，但都不得要領。當中除了反映市民對政治制度完全不信任之外，更重要的是「止暴制亂」並非法律概念，特區政府與抗爭者對「止暴制亂」又有不同的演繹，雙方既無討論基礎，更不用談甚麼共識了！特區政府惟有搶回話語權，與市民回歸到法治的討論，局面才有和平落幕機會，亦被免了被區議會「逼宮」的危機。

回想兩年前，一地兩檢爭議雖大，但無論支持與反對陣營，都是在法律觀點上作出爭辯；條例最後雖然在爭議聲中通過，但社會總體氣氛是平靜的，這便是強調法治，回歸到法律上討論的重要性。

其次，區議會的新晉議員立場可能非常鮮明，但他們始終仍未熟習區議會運作，各區的關注議題尚需時間醞釀。

倡「港事會談」 由基層連結市民

在一國兩制危急存亡之秋，政府有責任邀請各區議會，一同推動「港事會談」，以擴大會議模式，大膽地、恆常地、就針對性議題，開放讓不同階層、年齡層的市民，在區內進行討論，從基層市民開始凝聚政治共識。形式可以類似回歸之前的「地區事務顧問委員會」的平民接地氣版本，由特區政府主導2047之後的香港前途討論，盡快連結（connect）一群還想與政府對話的市民，透過行政手段，利用區議會平台，重新與公民社會進行締約，務求恢復政治體制的有效運作，及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減少特區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敵我矛盾。

政府亦可透過區議屬下的各委員會進行權力再分配，為各區進行發展定位，轉移市民矛盾，擴大群眾接觸範圍。尤其是香港自新市鎮發展以降，便再沒有為不同地區的發展需要進行具規劃眼光的藍圖，因此觀塘的智慧之城、離島的明日大嶼等，難免讓人感是「神來之筆」，恍如官員們閉門造車拍腦袋提出，公民參與程度亦非常低，碰上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這類極大爭議的議題，市民當然群起而攻之。這一切亦因歸於特區政府從來沒有與市民建立「管治命運共同體」，「港事會談」的重要性即在於此。

當然觀乎現時特區政府官員的政治承擔與勇氣，他們是否洞悉到，可以運用區議會選舉結果轉危為機，還是仍然抱殘守缺地舉辦「第二次溝通會」，這是一個更大的問號！

（作者為港台《政壇新秀訓練班》及美國三藩市灣區新城電台《東南西北風》節目主持。文章只代表個人立場）

葉振東資深政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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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3日《明報》建制消息：政府研設委會查反修例成因

【明報專訊】反修例運動持續，政府一直反對設立有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消息人士透露，政府正積極考慮仿效英國2011年騷亂後成立的「騷亂、社區及受害者委員會」模式，查找觸發香港反修例抗爭的成因、政府不足之處及社會深層次矛盾，並提出檢討建議。如果能成事，會爭取今年內成立這委員會，毋須等待監警會明年1月提交中期報告。

政務司長張建宗上周三於立法會回覆議員梁美芬提問時，稱政府擬委聘學者，成立探討深層次矛盾獨立小組。消息人士稱，政府現時研究可擴闊職能，成立一個類近英國模式的委員會，但該委員會並無法定調查權或傳召權，不過政府可承諾配合，包括安排各部門官員出席會面，開誠布公作證。

仿英模式 無調查傳召權 政府可承諾作證

消息人士稱，據他了解，委員會不是針對警暴或單一衝突事件來調查，但既然泛民稱暴力衝突持續的觸發點是7．21元朗襲擊事件，而建制派又指控運動有外國勢力支持，那委員會可由源頭徹查事件，也可邀請相關者出席會面及陳辭。

按英做法 只非法集會可倡罰社服

有份爭取政府仿效英國模式調查的梁美芬支持政府盡早成立委員會，提議可委聘有法官背景者參與工作。按英國做法，委員會會派人接觸不同人士，包括參與騷亂者。警方已拘捕千計市民，按法治精神，在法庭審理前難言特赦，但英國的委員會會審視不同個案，並向政府建議如何處理。一些嚴重個案如放火燒人，當然要繩之於法，但若純粹非法集會，如按英國模式，委員會可提議以社會服務形式處理，或若干年後取消案底。梁美芬同時提議政府牽頭成立民間的賠償基金，向受衝突事件影響者補償，並引入仲裁機制處理索償個案。

英國於2011年有非裔男性被警員槍殺後，引發抗議警暴的大規模示威，事件平息後，英政府成立騷亂、社區及受害者委員會，調查騷亂起因、動機和警察等部門的反應質素，並提出改革建議。但委員會非公開調查，亦沒有傳召證人等法定權力，只靠證人自願陳述。

明報記者

（反修例風暴）

2019年第六屆區議會選舉結果：建制總得票134萬，反對派得票160萬，相差26萬票或16.3%。

2019年10月23日經濟日報《國是港事》A27 - 制度高牆未拆 港府吃力不討好（標題由報方擬定）

文章刊出後，在 《立場新聞》 ，原文轉載。

2019年10月13日我與郭巍菁老師討論香港的制度性問題，我地出了‘固化’概念，而郭老師則以「內卷化」引導我思考。文章的點子出處，就是在那頓午飯之間。

網址及刊文：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480315/%E5%88%B6%E5%BA%A6%E9%AB%98%E7%89%86%E6%9C%AA%E6%8B%86%20%E6%B8%AF%E5%BA%9C%E5%90%83%E5%8A%9B%E4%B8%8D%E8%A8%8E%E5%A5%BD?mtc=70029

日前，特首林鄭月娥在一片爭議聲中，發表任內第三份報告，提出土地、房屋、民生、交通及醫療是特區政府的首要解決問題。報告發表後，坊間的負面反應可以說是意料之內。原因是施政報告不但沒有針對香港當前的社會動盪，提出可行性建議，反而嘗試把矛盾轉移到土地房屋之上。

更重要的是，施政報告沒有嘗試重新與公民社會建立共同語言，面對政治體制先天向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傾斜，作出應有的承擔，導致特區政府陷於吃力不討好的局面。

林鄭未嘗試 重建社會共同語言

首先，筆者從來沒有否定土地房屋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但作為政府在解決問題之先，應從大局着眼，而非被動式回應。例如政府從來沒有就香港市民應該「安居樂業」，還是「安居置業」作出有意義的分析；而現在政府提出的方案，雖說出售資助房屋佔了一個重要部分，但仍然沒有解釋到，若政府能夠為市民帶來安定繁榮的生活，置業這個元素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市民活在香港，置而不樂，甚或活在不安中，又是否有助解決深層次矛盾？

加上，施政報告中就土地房屋的建議，過去三年提出者眾，政府的土地大辯論中亦自行有羅列相關建議。可惜大辯論之後，便沒有下文。筆者明白管理風格是因人而異，但作為執政者，作為負上政治責任的決策者，切忌邏輯說不通，沒有連貫性。現在「覺今是而昨非」的做法，難免讓人覺得是以土地房屋問題，應酬民間對政治體制的不滿。

其次，施政報告的附篇第二章的開宗明義是「良好管治」，卻只用63隻字去回應行政立法及近期社會的緊張關係。至於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而引起的治安問題及管治困局，更沒有任何一個篇章作出針對性回應。即使內文有提及「有良好意願，也必須要開放包容」，也沒有提出如何有效地吸納民意，重建良性互信的溝通方法。

筆者一直關心青年發展，發現附篇第二章有提及政府的人才庫中，年輕人數目由2017年的900人，大增至3500人。不過，他們並非全部可以經過「兩分鐘快閃面試」就可以躋進各政府委員會。即使他們有機會加入建制體系，他們的建議是否一如附篇第八章：與青年同行中所指出，仍以「交流、創業」為主？若交流、創業是這批加入政府的年輕人，向政府提出有助青年「三業三政」的方法，政策離地之餘，亦令人懷疑政府選賢與能的準則。要知道，行政長官主持的高峰中，是沒有包括青年的。

廣開言路吸民意 防政權「內捲化」

因此，坊間認為這份施政報告是拼湊，是顧左右而言他，是沒有針對政治體制作出檢討，並非無的放矢。筆者明白，香港的政改是涉及中央與特區之間的管治問題，但即使暫時把普選束之高閣，又是否應該向市民釋出誠意，最少在體制內，作出認真可見的檢討，讓市民感到特區政府是廣開言路呢？

政府經常強調已經有不同渠道方式去吸納市民的意見，卻沒有從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論中，學會欣賞敵人的勇氣。

港英管治的遙距模式，尤其在67暴動之後，就是透過將一些非決策權力，例如地區諮詢委員會，進行權力再分配，重點吸納反對派意見，與市民建立管治命運共同體，而避免了學者杜贊奇所提出，政權內捲化情況（Involution，即長期從事一項相同的工作，並且保持在一定的層面，沒有任何變化和改觀。通常形成一種自我懈怠，自我消耗）。

君不見，在「牢牢掌握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主旋律之下，特區之內獲分享政治權力的，上至問責高官，下至諮詢委員會委員，大部分都是以政治立場先行。造成政府能夠接觸、吸納的民意，往往與政權同質化極高，自行製造了回音谷效應。

時局緊張 重置中策組為時已晚

加上今屆政府取消了中央政策組，沒有進行民調等客觀基礎。在制度上，政府最易獲得的信息，便是透過內捲化，早已躋身各委員的權貴，輪迴地進一步固化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因政治體制傾斜而得到的利益。這非但不能掌握民情，更令政權與市民存在制度性高牆。特區政府總部設在「堅離地城」，關鍵即在於此。

要知道香港仍是一個崇優的已發展社會，重置中策組最少可以為特區政府建立一堵防火牆，無奈以現時的社會氣氛與政府管治威信下，恐怕不少有志之士也覺得為時已晚了！

（作者為港台《政壇新秀訓練班》及美國三藩市灣區新城電台《東南西北風》節目主持。文章只代表個人立場。）

撰文 : 葉振東 資深政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