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出後，在 《立場新聞》 ，原文轉載。
2019年10月13日我與郭巍菁老師討論香港的制度性問題，我地出了‘固化’概念，而郭老師則以「內卷化」引導我思考。文章的點子出處，就是在那頓午飯之間。
網址及刊文：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480315/%E5%88%B6%E5%BA%A6%E9%AB%98%E7%89%86%E6%9C%AA%E6%8B%86%20%E6%B8%AF%E5%BA%9C%E5%90%83%E5%8A%9B%E4%B8%8D%E8%A8%8E%E5%A5%BD?mtc=70029
日前，特首林鄭月娥在一片爭議聲中，發表任內第三份報告，提出土地、房屋、民生、交通及醫療是特區政府的首要解決問題。報告發表後，坊間的負面反應可以說是意料之內。原因是施政報告不但沒有針對香港當前的社會動盪，提出可行性建議，反而嘗試把矛盾轉移到土地房屋之上。
更重要的是，施政報告沒有嘗試重新與公民社會建立共同語言，面對政治體制先天向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傾斜，作出應有的承擔，導致特區政府陷於吃力不討好的局面。
林鄭未嘗試 重建社會共同語言
首先，筆者從來沒有否定土地房屋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但作為政府在解決問題之先，應從大局着眼，而非被動式回應。例如政府從來沒有就香港市民應該「安居樂業」，還是「安居置業」作出有意義的分析；而現在政府提出的方案，雖說出售資助房屋佔了一個重要部分，但仍然沒有解釋到，若政府能夠為市民帶來安定繁榮的生活，置業這個元素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市民活在香港，置而不樂，甚或活在不安中，又是否有助解決深層次矛盾？
加上，施政報告中就土地房屋的建議，過去三年提出者眾，政府的土地大辯論中亦自行有羅列相關建議。可惜大辯論之後，便沒有下文。筆者明白管理風格是因人而異，但作為執政者，作為負上政治責任的決策者，切忌邏輯說不通，沒有連貫性。現在「覺今是而昨非」的做法，難免讓人覺得是以土地房屋問題，應酬民間對政治體制的不滿。
其次，施政報告的附篇第二章的開宗明義是「良好管治」，卻只用63隻字去回應行政立法及近期社會的緊張關係。至於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而引起的治安問題及管治困局，更沒有任何一個篇章作出針對性回應。即使內文有提及「有良好意願，也必須要開放包容」，也沒有提出如何有效地吸納民意，重建良性互信的溝通方法。
筆者一直關心青年發展，發現附篇第二章有提及政府的人才庫中，年輕人數目由2017年的900人，大增至3500人。不過，他們並非全部可以經過「兩分鐘快閃面試」就可以躋進各政府委員會。即使他們有機會加入建制體系，他們的建議是否一如附篇第八章：與青年同行中所指出，仍以「交流、創業」為主？若交流、創業是這批加入政府的年輕人，向政府提出有助青年「三業三政」的方法，政策離地之餘，亦令人懷疑政府選賢與能的準則。要知道，行政長官主持的高峰中，是沒有包括青年的。
廣開言路吸民意 防政權「內捲化」
因此，坊間認為這份施政報告是拼湊，是顧左右而言他，是沒有針對政治體制作出檢討，並非無的放矢。筆者明白，香港的政改是涉及中央與特區之間的管治問題，但即使暫時把普選束之高閣，又是否應該向市民釋出誠意，最少在體制內，作出認真可見的檢討，讓市民感到特區政府是廣開言路呢？
政府經常強調已經有不同渠道方式去吸納市民的意見，卻沒有從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論中，學會欣賞敵人的勇氣。
港英管治的遙距模式，尤其在67暴動之後，就是透過將一些非決策權力，例如地區諮詢委員會，進行權力再分配，重點吸納反對派意見，與市民建立管治命運共同體，而避免了學者杜贊奇所提出，政權內捲化情況（Involution，即長期從事一項相同的工作，並且保持在一定的層面，沒有任何變化和改觀。通常形成一種自我懈怠，自我消耗）。
君不見，在「牢牢掌握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主旋律之下，特區之內獲分享政治權力的，上至問責高官，下至諮詢委員會委員，大部分都是以政治立場先行。造成政府能夠接觸、吸納的民意，往往與政權同質化極高，自行製造了回音谷效應。
時局緊張 重置中策組為時已晚
加上今屆政府取消了中央政策組，沒有進行民調等客觀基礎。在制度上，政府最易獲得的信息，便是透過內捲化，早已躋身各委員的權貴，輪迴地進一步固化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因政治體制傾斜而得到的利益。這非但不能掌握民情，更令政權與市民存在制度性高牆。特區政府總部設在「堅離地城」，關鍵即在於此。
要知道香港仍是一個崇優的已發展社會，重置中策組最少可以為特區政府建立一堵防火牆，無奈以現時的社會氣氛與政府管治威信下，恐怕不少有志之士也覺得為時已晚了！
（作者為港台《政壇新秀訓練班》及美國三藩市灣區新城電台《東南西北風》節目主持。文章只代表個人立場。）
撰文 : 葉振東 資深政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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