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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standnews.com/china/%E6%B2%B3%E5%8D%97%E6%B0%B4%E7%81%BD%E5%8F%8D%E6%80%9D%E7%AE%A1%E6%B2%BB%E5%91%BD%E9%81%8B%E5%85%B1%E5%90%8C%E9%AB%94%E7%9A%84%E9%87%8D%E8%A6%81%E6%80%A7全球暖化，導致天災一年比一年嚴重。早前，德國水災，情況實在慘不忍睹，沒想過德國的積水未退，河南便發生了，被官方形容為千年，甚至是五千年一遇的大水災。筆者既沒有時光機，也無法得知，五千年前的水災與河南水災比較的基準在那。但客觀的事實告訴我們，不少內地民眾，對已經強起來的國家防災、救災工作是充滿著質疑。筆者有不少同窗，是在內地當公務員，他們心裡面也很納悶，在微訊群私訊吐糟。
因為在他們眼中，他們得知河南出現水災，已經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救災；官方為穩定民心，也不停發出「權威消息」。可是，災民沒有一如官媒的宣傳，對救災人員表達感激，反而是在數算他們花了幾多分鐘，才到達現場，批評他們的衣著，乾淨程度完全不似進入過災區。救護人員是想依靠人民的，人民卻好像不在他們背後！而每則權威消息發報之後，內地不同的社交媒體上，隨即有海量災民發放的現場實況訊息。這除了反映官民之間，活在平行時空之外，更重要的是黨國體制下，政權與公民社會是否有共同語言，是否有效地建立管治命運共同體呢？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問題上，管治命運共同體為什麼要建立呢？又應該如何建立呢？那便回歸到一個非常關鍵的政權構建問題，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而非簡單地去分析人民的不滿，到底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或是外國勢力在煽動？要知道物先腐而後蟲生。管治命運共同體抵抗力夠強夠硬，政權與公民社會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就不怕外國勢力；即使有，也難以產生任何分離作用。那到底如何建立管治命運共同體呢？那就回歸到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就是民主與政治發展的關係了。
我們翻閱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開宗明義便指出，人因為有語言，懂溝通，於是便出現了政治。所以我們不會看到一群羊，在咩咩叫！便認為是與政治相關。相反，人卻是天生政治的動物，因為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意見與分岐，矛盾先天就會存在。而孫中山先生也說過：「政治是大眾人之事」，即公民應該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利，一同構建起一個天下為公的政府。要體現天下為公的合理機制，莫過於民主選舉。筆者不諱言，我們在討論民主選舉時，往往強調的是選票。但選舉的本質，除了是透過民意授權，去讓政府行使公權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選票在政治學上是一種流通的貨幣，同時是一種共同語言的創建過程，讓政權與公民在同一平台上，以非暴力的方式去解決爭議的有效方法。
先天制度障礙，令人語塞
若我們要透過民主選舉，去創建共同語言，達至政權與公民社會互有同理心，那首要任務必然是在過程中，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溝通障礙，而導致我們要不停為這個機制作出解釋。所以，所謂合符民主原則，並非什麼大道理；關鍵只在於公民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已可。例如香港的法例規定：年滿18歲，通常在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自願登記成為選民後，下次的區議會選舉中，便可以有權投票。以上的條件簡單易明，而且人人平等；政府要做的，就是呼籲市民登記做選民，而非不停解釋誰有資格參選。至於什麼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就是合乎資格的選民，手中的票數是均等、重量是一致便可。即社會上，沒有誰比誰多了一票，亦沒有誰較誰的票為重。因為公平，政權也同樣不用花時間去解釋。政權得到民意授權後，自然就可以專心一致推行惠民施政。
相反，如果在先天的制度設計上，已經造成了政權與公民社會很多溝通障礙，那莫說構建管治命運共同體，可能連坐下來，好好談的機會也沒有！例如在新選舉制度之下，早前，選舉事務處公布的合資格基層社團名單，的確有點令人感到丈八金剛！筆者有政界的徒弟與我分享，表示當看到現代媽咪組是選民的時候，不禁問什麼是後現代媽咪組？爸爸又如何保障政治權益？當閃亮家族可以投票
時，那成立一個香港光明時代家族，簡稱：香港光時家族，又是否可以代表基層投票？又有公務員學生指出，若這批：睇資料都答你唔到，嘅普通組織代表基層時，香港的入息中位數大概是$18000，即有一半勞動人口月薪是低於中位數，這批人口之龐大，遠超上述社團。那又為什麼不容許基層選民自行作主，以選票選賢與能，達致真正的賢能政治？筆者作為一位政治學者，對無法回應學生的提問，實在感到無地自容。證明這類改動不但難以促成良政善治，甚至只會圖添政權的政治原罪。
海納百川，善用間接民主
但上述情況是否可以改善？答案是：有機會的。原因是只要組織是開放的，選民是普及的，投票是憑個人意志的。理論上，他們普選出來的代表，都有可能符合間接選舉的民主原則。因為這批機構代表，仍是需要竭盡全力，無差別地遊說選民支持，令他們成功當選，擠身權力核心的內圍。而他們拜票的過程，當中必然要不停修正政綱，與選民達成政治妥協。這種為分享政治權力，不停吸納民意的過程，本身就是建立共同語言的有效方法，是有助把民意，在體制內得到合理反映。令選民感到政權是與「我」有關的，「我」是有份構建的，管治命運共同體的基礎便存在了！
因此，選民的基礎越闊，開放平台越能各抒已見；管治命運共同體的鋪墊效果便越好。反其道而行，選民的基礎若然大減至不足一成，即有超過九成的選民，是沒有機會與政權，在一個開放的制度下進行溝通，更莫說分享政治權力。而在這種政治權力參與不均的情況下，不單止會造成大部份公民，被政權處於平衡時空之中，更會質疑為什麼個別人士、團體擁有話語特權；這是極易造成公民社會對政權的不信任，甚至敵意！因為在公權力行使之時，公民往往本能地作出自我否定。這便解釋了為什麼「權威消息」不權威了！
選票是貨幣，買的是希望
我們要知道，選民在進行投票行為時，買的是「將來的希望」，這是一種最便宜的信任投資。所以如果制度的設定，是奪去公民的政治貨幣，然後表示政權將會為你帶來希望，著實是令人感到莫明奇妙的！而每一次換屆改選，就是重新讓公民，去再次為希望進行信任投資。當然我們不禁會問，為什麼這種信任投資，不可以一勞永逸呢？這就涉及我們對人的根本尊重，每個人都是獨立的，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這點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是敬如教條，我們要教懂學生去作出選擇，而非為他們去進行選擇。如果上一代人，應該為下一代作出決定，那毛澤東當年便不會對學生們說：「世界是你們的
也是我們的 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這翻說話了！
還記得 2012 年馬英九在台灣，競選連任總統之時；筆者在台灣政治大學與一群大學生交流，他們全都不支持馬英九的連任的。後來，我們談及統獨問題時，那群大學生跟我這位支持統一的港仔說：我們不反對統一，我們是不明白為什麼要統一，我們生於台灣、長於台灣，從來沒有去過大陸；可是有一名男子叫馬英九，天天對著我們說：要統一。實在是煩死了！這番話，我至今仍印象非常深刻，也解釋了我們應該尊重當下，在地人的個人選擇意願及認真面對深層次政治矛盾，而非為他們作出選擇，否則恐怕只會對政權產生更大的反感，那還有什麼溝通的基礎呢？
民主普選，有利愛國主義扎根
或許，有人會擔心，透過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把民意灌進體制，透過制度平台，與公民進行有效溝通，建立管治命運共同體，只是痴人說夢。選舉頻繁，只會造成政權不穩，缺乏政策延續性，甚至會造成民粹主義；如果這個說法是成立的話，慎防政權內捲化，在內地應該是一道不用處理的偽命題。也無法解釋西敏寺模式，令英國戴卓爾夫人執政11年，英國過去十年也是由保守黨執政；德國默克爾更由2005年開始，帶領基督民主聯盟執政接近17年。上述長期執政的例子，均是靠每一次的民意信任投資換回來的。至於民粹的傾向，只要政黨有機會執政，便必須向中間靠攏，在提防鐘擺的過程中，已經對民粹主義進行了有力的修正。
又或者，有人會憂慮，認為開放的選舉，有可能造成制度缺口，容易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但我們以內地辯證法作出分析，便會發現有民主選舉的地方，同樣面對滲透、顛覆、奪權等國家安全問題；但為什麼大多數都不成氣候？原因是民主選舉的過程中，公民已經與政權已經連結在一起；所謂的管治命運共同體，說穿了就是「我即是國家一部份、國家一部份即是我」，制度令人民自然地愛國，因為愛國就等同愛自己。當面對滲透、顛覆、奪權等國家安全問題，人民自然也會同仇敵慨地，與政權一同面對，而非政權以各種法例或行政手段去自行處理。可見盡快落實普選，反而是有效保障國家安全的方法。
還記得聖經故事中，忠誠的僕人就是要把五十兩銀子，變成一百兩子、二百兩銀子，形象化地解釋了團結大多數的重要性。死守那五十兩銀子的，只是不忠不義之人。但要變出二百兩銀子，除了僕人的胸襟之外，也要有開放的莊稼；公共管理與公民社會，關鍵都在於天下為公的「公」字。吾道不孤，管治命運共同體才有機會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