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發表《二○一三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的排名則從去年的第一位下降到第三位。本報於翌日發表了一篇名為： 「競爭力亮紅牌港人必須警醒」的社評；無獨有偶地，坊間大部分的評論均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指出香港的政治爭拗太多，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可是，如果我們只是提出政治上： 「乜都反對」，就是削弱本港競爭力的主因，那便是用一種解釋，掩蓋了其他100種解釋，對正視香港的問題，並無幫助。
有趣地，本報指出，原來早在今年初，本報已報道中國社科院的「全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香港的排名仍居榜首，但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已快速從後趕上。就着IMD的報告，從產業結構的角度分析，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的觀點實在值得我們深思，他指出本港經濟過度集中在金融，在亞洲四小龍中，是唯一一個放棄工業和農業的地區，在創新科技方面則落後鄰近城市；明顯香港的產業結構過於單一。
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前提下： 「Made in HongKong」應該有所作為；不過，即使香港重建工業，香港也陷於苦無人才的困境。香港的教育制度是異化了「工業學院」與「職業先修」課程。導致相關的課程被列作不受歡迎學科；近年也鮮有聽聞類似學院還有什麼「新攪作」。換句說話，麥教授的觀點，在當下的香港是知易行難。
這就涉及第三個阻礙了香港發展的原因，就是港府的政策朝令夕改，施政邏輯、論述及立場實在有待改善。從「限奶令」、「港人港地」等政策反映，香港與「自由市場」的邏輯已經貌合神離；而「限奶令」、「停收雙非嬰兒來港生產」，以至近日的「北區超額學生返回機制」，更令人感到丈八金剛。我們萬不可以忽略，IMD的報告還有第二部分，針對香港中高層行政人員的調查中，只有10.6%的受訪者認為政策穩定及可預測性，是本港的經濟優勢；同時低至4.3%認為政府施政能力是本港經濟的吸引因素。兩項均是15項優勢中，倒數排名第二及第三。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便可以知道「政治爭拗」不是唯一影響香港競爭力的原因，但這個原因我們也不得不重視。根據阿里士多德所說：不公正就是不平等。相反，道理也是一樣。香港的政治爭拗，在過去16年越演越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立法會的「功能組別」。或者，我們先把「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 及是否合乎「普及而平等」的爭議擱置；但實況是「功能組別」與「地區直選」的議員， 在當選時的「重量」有明顯分別。這種原罪感，便造成兩組議員出現非理性的敵愾同仇。若然「功能組別」繼續存在，而選民基礎不作出調整擴充；香港的政治爭議是無可能平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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