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兮：專訪何高潮教授

 Steven Zhang（2024年1月9日）。〈歸去來兮：專訪何高潮教授〉。《BNC》。取自：https://mp.weixin.qq.com/s/baadTMSPNC9y0szlu7v_oA

何高潮教授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訪問教授。他一直致力於中國社會變革和勞動關係的比較研究，進行了大量實地調查與訪問。他于1993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從2004年到2017年，他在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擔任教授。2016年，他在哈佛法學院的勞動與工作生活專案擔任客座研究員，而後於2018年來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

插隊

1973年11月10號，從廣西梧州市大校場出發的卡車將17歲的何高潮送去了蒙山縣新墟公社。在那裡，他和八名梧州第二中學的同學一起被分配到了雙洞大隊六路生產隊插隊。

臨發車，校場上的學生和家長哭哭啼啼，年輕的何老師卻不以為然。他是一個時代標準下的好孩子：成績優秀又胸懷革命理想，滿腔是“廣闊天地，大有可為”的豪情。同學們談起最怕在農村遇到的事，何老師坦然以對：“苦怕什麼啊！最怕的是沒有豐富的精神生活(雖然是文革期間，梧州城裡還是不缺書和電影的)。“到了農村不到一個禮拜就知道這個苦可不是開玩笑的，”五十年後的何老師撫掌大笑道。

初到生產隊，隊幹部就給知青們上了一節階級成分課。看著相處融洽的老鄉們被一個個貼上標籤，何老師也受到了一點小小震撼。他在農村的第一趟活是挑送生產隊的蘿蔔。一行八個人，走近三十裡地，每個人挑六十斤蘿蔔去相鄰的金秀縣賣。對於農友來說，六十斤的擔子實在不算重，可這些剛剛插隊的小夥子們才走到一半，腿腳就和雄心壯志一樣支撐不住。知青們在農村什麼都幹：插秧、挑擔、砍柴、教書、當拖拉機手、當赤腳醫生、當技術員，起初又什麼都不會，全仰仗老鄉指導。等插隊半年後慢慢上手了，評工分就都能評到滿分了。那段時間，他們最羡慕不用下地幹活的人。頂好的美差大概是做小學教員——不僅頭上有頂蓋，而且能讓知識派上用場。

剛到農村沒多久，幾個知青就要進山砍柴。山林離住處不遠不近，要翻一座大山再越幾個山包，能在一天內來回。剛下鄉的他們新鮮勁還沒過，每人帶著一把柴刀和幾個紅薯，一邊玩一邊砍柴。山澗的水格外的清，幾個人還洗澡戲水，不知不覺就誤了時間。偏偏那天晚上一點月光都沒有，知青們只能在夜色中摸索前進。沒走多遠，一個同學“啪”的一下摔進了坑裡，大家把他拉上來之後就不敢再走了。絕望之時，遠遠看見山頭上一片火把-- 是老鄉們來找他們了。五十年後，何老師仍然忘不了當時的感動。

這群知青和老鄉的關係處的很好。當然，他們不偷奸耍滑，不偷老鄉的雞和菜，踏實肯幹，又有文化，自然招老鄉喜歡-- “只要你好好幹，農民們就對你好”。他的同組有在村裡當技術員的，開電動碾粒機時觸電，是生產隊的老鄉一棍子打開電線，救了他的命。剛下農村的知青沒有菜吃，老鄉就把生產隊種的蘿蔔讓給了他們。幾分地的蘿蔔，只消一個冬天就被饑餓的知青一掃而光。老鄉不計較，知青們也沒有什麼負罪感-- 只是何老師之後發現，自己似乎永遠也吃不厭蘿蔔。

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學什麼呢？學貧下中農戰天鬥地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為了學習勞動人民，也為了報答老鄉的恩情，知青們拼了命的幹活。和老鄉呆久了，何老師卻感覺有些不對勁——農民的革命精神好像根本就沒有高到哪裡去。老鄉們比知青更喜歡磨洋工，說髒話。不少農民在集體的田地工作時提不起勁，到自留地上倒是精神百倍，玩命的挑水澆糞。一次冬天修水渠，老鄉都不肯下水。等幾個知青帶頭下水，才有幾個人跟著。知青們起初覺得老鄉覺悟不高。以後才明白，這是因為老鄉們的積極性在公社體制下沒有被充分調動起來。集體勞動制度下激勵不足導致的生產懈怠早就是進了教科書的定論。在何老師看來，當時偏重城市工業的發展策略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最要命的是統購統銷。每個生產隊的糧食，除去交公糧，都要以低價賣給國家，供應城市工業。這也是剪刀差的重要部分。”在這樣的激勵機制下，農民自然沒有積極性。

何老師是插隊的同齡人中很幸運的。老三屆的知青往往要無限期的“紮根農村鬧革命”，拿一點憑工分分到的糧食，為幾個離開農村（徵兵，招工，招幹）的名額明爭暗鬥——巨大的城鄉差距下，誰也不想留在農村。就在他插隊前一年，一個叫李慶霖的知青家長給毛主席上書，痛陳知青“無米之炊”，生活不能自給的困境。這封信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視。毛主席給李慶霖家寄去了300塊錢，又責成中央改善知青生活。這一封“禦狀”，為知青們爭取到了第一年裡每月10塊錢的補貼和蓋房子的木材指標。何老師他們進村之前，生產隊專門組織人去很遠的地方砍樹，給他們蓋房子，做床。打床時木板還沒曬乾，知青們住的時候床板還滲出樹汁來。鑒於食物能基本自給，十塊錢的補貼在農村生活已經是基本夠了。何老師在六路生產隊只待了兩年。1975年，他又一次走了運。那年，小平同志複出主持恢復國民經濟，全國各地都在招工。不少插隊的知青都借招工的機會回到了城市工作，其中也包括何老師和他同組的八個同學。回想起來，何老師認為，“如果插隊政策有個期限的話，可能大家不會那麼恐慌。”

插隊兩年的經歷深深影響了何老師的人生追求和學術興趣。

首先，這段經歷為何老師確定了一個“苦難”的參照物。從農村出來後，何老師幹什麼都很難覺得累。“回城務工後最累的活是去粉刷建築，樓面很窄，要和師傅紮腳手架爬到四五層樓高的地方。我當時已經深度近視，同事很為我擔心，但我一點也沒覺得苦。讀書和教書之後也是一樣，總覺得還沒怎麼著呢就到休息時間了。這就是城鄉差別在勞動負擔上的直接體現。”

其次，雖說插隊苦，對城裡的學生來說畢竟是一段臨時的經歷。“我們剛過去時說是響應號召紮根農村，老鄉們都覺得好笑，說你們一定會離開的。果不其然，我們過兩年就都走了。但是老鄉們一輩子在農村，他們的孩子也生在農村，只有到改革開放之後才有機會出來。”這些不公讓何老師意識到了城市居民相較農村的特權地位。農村插隊期間培養的對廣大農村的深厚感情讓何老師在未來轉向了對農民工生存狀態和農村基層治理的研究。

最後，插隊的經歷也成為了何老師認識中國社會的起點。“什麼是發展？什麼是沒發展？我對比的參照物不是49年以前的中國，而是我插隊時的農村。”令何老師念念不忘的是多年前的一次回村，知青們給帶了些廣式香腸，一次隊長也嘗了些，吃得這個莊稼漢落淚，“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2019年回村時，何老師一下子就感覺到了時代的進步——村裡通路通水通電，現代化的基礎設施都有了，伙食也好了很多。“有了這樣一個參照物，我在分析問題的時候就會有自己的思考，不容易被別人忽悠。”

 

高考

回城後，何老師被分配去了梧州市五金交電公司的自行車裝配小組。

何老師的父親有一位在地下學聯共事過的同事，文革期間被打倒。在最灰暗的歲月裡，他常跑來找何老師的奶奶長談，訴苦。文革後他被平反，回到了機關工作。在河灘工地三米深的坑裡，何老師從這位故交的口中第一次知道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單位給他准了兩個星期的複習假，他也就用這段時間突擊備考。文革開始時他正是小學四年級，“停課鬧革命”讓他失了兩年學，不過畢竟沒有中斷他的初高中學業。高中時又正好趕上1971年刮“右傾復辟風”，全國教育系統調整，總算是在插隊前正經學了一點東西。插隊勞作的兩年裡，他幾乎忘光了高中所學，所幸當時梧州高中的老師給考生提供了免費的輔導。梧高的老師水準很高，經過老師指點，只消一個下午，他就重新捋清楚了初高中的數學要點。

 

何老師的高考准考證

何老師的父母都在外地的縣裡工作，他和奶奶在梧州住在一起。當年的高考只能填三個志願，而且是在公佈考試成績之前。經過十年文革，何老師對大學好壞沒什麼概念。何老師的奶奶，一位舊時代受過教育的新女性，給何老師提供了最好的建議：要麼填最好的，要麼填離家最近的。

最好的大學自然是北京大學。七十年代末，席捲中國的哲學熱剛剛開始。哲學被尊為“科學的皇冠”，是最神秘又最熱門的學科。於是他的第一志願填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梧州屬於粵語文化圈，廣州的中山大學自然被當地人（尤其是何老師那思想進步的奶奶）視作聖地。何老師的第二三志願就分別填了中山大學的哲學系和政治經濟系。二十餘年後，何老師又回到中山大學任教，似乎是巧合，也好像是註定。

何老師的成績足夠好，填志願時又足夠大膽，直接被北京大學哲學系錄取了。“我的同學中就有不少人學習成績特別好。但在報志願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有點偏保守，不然他們是可以進更好的大學的。要是沒有奶奶的指引，我是不可能上那麼好的大學的。”

北大的錄取通知書寄到了單位。他回辦公室拿錄取通知書，所有人都鼓掌祝賀-- “那個時代很有意思，假如你取得了成績，大家都為你高興”。

 

北大

1978年2月，何老師成為了恢復高考後第一屆的北大學生。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在北大校園依然鮮明可見：許多教室的窗戶是破的，垃圾遍地都是。老教授還沒從衝擊中緩過勁來，文革期間活躍的青年老師又大都被停了課。教課老師中不少是曾經的研究生，下放到農村後又被請回去教課，很久每上講臺，學術訓練也不夠。但是學生的水準特別高。“北大的學生是好幾屆高中生積壓下來的尖子，老三屆新三屆，天南海北的學生都聚在一起。我在老家算是學習好的，但是到北大之後，能明顯感覺到和大地方的同學在知識面上差距很大。”

 

北大錄取的新生入學注意事項

宿舍合影

 

 北大游泳隊合影，後排右四是何老師

北大的學習風氣很好，人人認真聽課，圖書館永遠要占位。“週末要是出去玩了半天，就會有一種特別強烈的負罪感。感覺好像是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和學習機會”。北大的藏書也多，但圖書館四樓的外文閱覽室卻不對普通學生開放。留校任教後，何老師終於獲得了進外文閱覽室的許可權。在那裡，他啃完了北大收集的時代週刊，第一次知道了邁克爾傑克遜，搖滾，和愛滋病。

當時的各路人士都在北大辦講座，學生們也很捧場。尤其令何老師印象深刻的是一場出國幹部的海外考察報告。遊歷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幹部們被國內外的差距深深震驚：“‘現在的資本主義跟馬克思講的不一樣，我們這次出去，國外銀行給我們提供無息貸款。資本家是要賺錢的，怎麼可能無息的借錢給你？’ 他們不明白當時西方金融界的大問題是利率太低，錢貸不出去。況且這些無息貸款是有附加條件的，要用來買他們的東西[1]。”何老師評論道。就連專業做外貿的幹部也沒有看到這一點，“開放之後，他們在國外看到了差距，看到了中國被耽誤的發展，推動改革的勁頭很足。但是對明面上的差距背後的原理和追趕的代價還需要很多時間去學習消化——這可能要花上不止一代人的時間。”

 

何老師在外哲所的工作證

畢業後，何老師留在了北大的外國哲學研究所。文革後的大學極其缺人，雖然他只是本科畢業，知識還很欠缺，也被趕鴨子上架的當成培養對象。北大外國哲學所裡有兩位響噹噹的人物。所長洪謙是中國分析哲學的第一把交椅，留學期間曾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另一位是海德格爾的弟子熊偉，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中國第一人。他們回國之後很長時間沒有寫什麼東西，日常工作主要是編教材——在前三十年，他們的研究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只有改革開放後，他們才重新活躍起來。這二位先生都是西方哲學組的，而何老師則被分配到了蘇聯東歐組。鑒於何老師只修了一個學期的俄語，他只能靠英文發表的有關蘇東哲學的文章做研究，英語反倒成為了他的核心技能。恰巧美國人到北大辦了一個英語加強班，當時別的系只有資深教授和系主任才有資格參加，外國哲學所懂外語的教授多，名額就給了何老師這樣的年輕教師。半年的強化訓練之後，何老師打破了語言障礙，可以用英文對話寫作了。

[1] 此時是七十年代末，沃爾克衝擊前，國際利率較低。

 

留美

1983年，工作一年以後，何老師的的同學建議他去申請美國大學。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何老師要騎自行車去北京圖書館的專櫃獲取資訊。順著Peterson Guide for Graduate Study的目錄，何老師申請了七八所可以提供獎學金的哲學碩士項目。1984年3月，錄取通知書紛紛寄給了何老師。大部分學校都給了沒有獎學金的錄取，只有南伊利諾大學願意提供獎學金，他也就接受了那裡的offer。

開放私人留學是1982年，1983年政策又收緊。同所的兩個年輕教師拿到了美國大學的offer，但是公安部門不放他們走，只能暫時作罷。一個和公安系統有關係的同事嚴肅警告何老師：美國那裡有很多特務，麻煩多的很！“當時年輕嘛，也不在乎這個，反正申請材料已經寄出去了”。好在這些擔心只是虛驚一場。1984年，國務院出臺《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自費出國留學的大門。小平同志更是明確的說，“10個人裡有1個人願意回中國，我們就成功了”。當年夏天，他和兩個耽擱了一年的同事陸續出了國。在南伊利諾大學，他拿到了哲學碩士學位，還寫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實用主義哲學家Charles Sanders Pierce的認識論理論。

臨碩士畢業，何老師的夫人也申請到了印第安那的聖母大學。為了和夫人挨的近一點，何老師申請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八十年代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哲學特別有名，何老師也慕名提交了一份申請，沒想到被錄取了。“那時我還不知道芝加哥大學的施特勞斯學派是很保守的”，何老師坦言。何老師是1986年入學的。讀了一個學期，他發現自己不適應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研究的保守風氣，就轉投了比較政治，“當時的中國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很多關懷，我想在學術領域裡找到啟發和答案”。

與何老師所熟悉的哲學研究方法相反，芝加哥大學的比較政治學系當時的主流是理性選擇學派——強調互動和策略分析，否定結構決定論。何老師的博士委員會主席普沃斯基教授（Adam Prezeworski）就是理性選擇學派和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明星，尤擅策略分析和博弈論，是研究民主轉型及其困境的大師。在芝加哥大學，何老師完成了從哲學思維到社會科學思維的變換。他的這一轉變離不開三位恩師的教誨：研究中國政治的鄒讜先生，社會學家William Parish，政治理論家Jon Elster。

 

左起：何高潮，普沃斯基，崔之元

鄒讜先生在芝加哥大學主講《中國革命和中國政治》，學生中有很多是中國學生。第一節課，鄒讜上來就說：“我接觸過不少中國學生，對於他們我有幾句忠告。中國來的學生有兩個毛病：意見很多，證據很少。政治性太強，學術性不足。”鄒先生的警告對何老師像當頭棒喝。“我們從中國來的學生對中國的問題有很多疑惑和看法，如何把他們轉化成學理性的東西——我覺得這是鄒先生最大的提醒”。

鄒讜先生的父親是國民黨元老鄒魯，曾當過中山大學的校長。鄒讜在美國學界最早以專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聞名，後來成為研究中國當代政治史的權威。改革開放以後，他又投身協助恢復中國的政治學科，促進中美關係的工作中。他桃李滿天下，但凡出自芝加哥大學的華人社會科學學者大都是他的學生。芝加哥大學是當時美國少有的有大中華學生會的學校，陸港臺的學生都湊在一起活動。這些學生裡左中右都有：在海外，他的學生在中國研究界開枝散葉；在內地，他的兩位學生（甘陽和崔之元）在思想理論界也有重大影響；不過他的學生中最出名的可能是前國民黨主席連戰。鄒先生從不關注學生的政治傾向，只關注學生提出的問題是否有價值，有新意，有學術貢獻。“從鄒先生那裡，我學到了社會科學的價值中立：不管作為學生還是老師，應該不把自己的觀念強加到別人的頭上，而是構建一個學理性的，交流的環境，相互學習，共同成長。”

在那一代的華人學者裡，鄒讜是少有的特別重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他早年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國際關係中的科學方法。按鄒讜先生自己的話說，他最感興趣 “比較政治學，宏觀歷史與微觀個人決定與行動之結合，歷史之延續與經濟政治制度轉型之關係。”而他治學的四大理論支柱之一就是理性選擇和博弈論。他不僅在自己的研究裡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還要求學生（特別是中國學生）學習理性選擇論和博弈論。在他的督促下，何老師先是跟隨Duncan Snidal教授學習理性選擇，後來又在James Fearon教授那裡學了博弈論。

在告別之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中，鄒讜回顧平生治學道路，分析了中國革命和改革的進程。在他看來，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的主軸是以社會革命的方式實現國家制度重建。改革的目的是在重建的國家制度的基礎上促進社會活力，但需注意在開放和制度崩潰的風險之間取得平衡。反思幾十年來的種種事件，鄒讜認為“贏者全贏，輸者全輸”是中國二十世紀政治最根本的特點-- 用毛主席的詩形容就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一定要把敵人打倒，缺少妥協和談判的機會。以他研究中國政治幾十年的經驗，鄒讜認為破解零和博弈格局，實現國家和社會的和解將是中國政治發展最重要的問題。

作為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的社會學家，William Parish很強調比較視野。“我當時研究中國農村的組織和動員，Parish就讓我去看Charles Tilly的書，學習他對歐洲社會機會結構（structure of opportunity）和社會動員的分析——不能只把眼界放在中國，也要看看其他的地方怎麼樣”。

Parish同樣強調經驗證據（empirical evidence）對分析中國社會變遷的作用。這種方法對何老師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我是從哲學系出來的，一貫強調大的觀念，深刻的思想，很少從經驗證據出發做研究。這對我來說是一種轉折。”何老師的學長唐文方教授長於統計分析，很容易就接受了Parish的研究方法，在唐文方的熱心幫助下，何老師學會了用電腦，也逐漸掌握了統計方法。雖然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沒有用到，這些準備為何老師日後在勞工調查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Jon Elster是分析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奠基者之一，在芝加哥也教一門分析馬克思主義的課。他教學很嚴，上他的課的學生很難拿到好成績。一次期末考試，他給了五道題，要學生選其中兩題寫論文。何老師選中了分析剝削和階級的關係這兩題。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路徑和正統馬克思主義完全不一樣：正統馬克思強調結構決定，而分析馬克思主義則強調行為機制。比如，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必然導致反抗。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則沒有這樣的自信。他們更關心“是什麼推動了一個受剝削的階級從逆來順受到走向反抗？” 偏偏何老師此前受的全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訓練，怎麼樣都繞不過彎來。本來應該一個星期完成的論文，何老師寫了一整個夏天還沒寫完。無可奈何的何老師只能請求Elster再寬限一個星期，“我要和我原來學的東西和解”。公平起見，Elster沒有答應何老師的要求，而是又給他出了一道題，限時一星期內寫完。這次何老師選中的題目是資本家的集體行動，這正好契合了他在博弈論上的積累。做完了這兩道題，何老師得了A-，非常開心。

何老師沒有變成一個分析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兩位導師（Jon Elster和Adam Przeworski）都認為分析馬克思主義的路已走完，在九十年代後就不再作為分析馬克思主義者活動。對何老師來說，分析馬克思主義主要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幫助他把以前在國內接受的哲學教育和馬克思主義教育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銜接了起來，擺脫了結構決定論的桎梏，意識到了行為結果的多元性。

Elster在理性選擇理論上也多有建樹。Elster對理性選擇模型中常用的“理性經濟人”和“效用最大化”假設很警惕。他認為人的動機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激情的，還可以是社會規範驅動的。三種動機兼而有之，缺一不可，但後兩種動機往往被理性選擇論的使用者歸到誤差項不做討論。在研究中，他重視意向的證據（evidence of intentionality）-- 理性選擇理論所假設的理性行為很容易犯想當然的錯誤，與經驗證據脫離。“為什麼行為者這樣做就一定被假定是理性的？”。只有從歷史中找線索，我們才能發現行為者真正的動機和行為理性。就在今年，他新出版了兩本書，旨在借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的案例檢驗情感和群體心理在社會變革中發揮的作用,探討針對理性失敗和情緒失控的制度性防範。

在Elster的影響下，何老師嘗試著把理性選擇和歷史分析融合起來，從歷史證據中尋找行為者的動機和行為模式。何老師的博士論文《地主·農民·共產黨：社會博弈論分析》[2] 研究了抗日根據地減租減息運動中各個群體的互動關係。Elster問他：“要是不用博弈論，你能不能把這套東西寫出來？” 何老師一愣，最終得出結論-- 不行。他用的材料是諸如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等一系列歷史資料。有沒有受過理性選擇的訓練，讀起這些材料來的感受和敏感度是完全不一樣的。“沒受過系統的訓練，看這些材料就像水過鴨毛背-- 看過就看過了，沒有感覺。只有受過訓練的人讀那些史料才會找到眼睛一亮的感覺”。Elster點頭同意。

[2] 論文的中文版後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鄒讜先生受邀寫了書評，收錄在文集《中國革命再闡釋》第七章。該章可在微信公眾號裡找到：https://mp.weixin.qq.com/s/ab2EtAVZzcqSCzNS5vf0cw

 

赴港

何老師于1993年畢業，此時香港科技大學剛創校一年。香港科技大學按美國綜合大學的模式辦學，資金充足，教學條件也很好。創立之初，香港科技大學的大部分教員都來自美國高校的華裔教授。受校長吳家瑋委託，北卡教堂山分校歷史系的齊錫生教授負責主持組建社會科學部。齊錫生是芝加哥大學的博士，也是鄒讜的學生，他到芝加哥大學招人，何老師獲得了面試的機會。

當年的5月21號是面試日期，是他交博士論文終稿的日子，也是他兒子的出生日。早上六點，何老師把夫人送去醫院，轉身就去交論文。沒成想紙張的規格不對，“放不到一百年”，只得去另找地方買到含棉量90%的紙張重新列印，一直折騰到上午十一點，又趕回醫院陪產。等到他的兒子在下午四點出生，他又匆匆趕去和齊教授面試。所幸一切順遂，1993年7月1日，剛取得博士學位的何老師開始了他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十一年任教，從此就在香港落了戶。

科大的校園在清水灣，離香港市區的物理距離遠，離香港社會也有一些距離，不少教授甚至一直沒交到香港本地的朋友。“從一般的生活上來說，當時的香港社會不是很友好”。大部分高級商店的櫃員即使是對內地遊客也只說英語和日語——“當時殖民地風氣還是很強的”——何老師銳評。十幾年後內地遊客的購買力上來了，櫃員們才開始說普通話。

在香港任教期間，何老師親身經歷了香港的回歸。何老師赴港時正值回歸前夕，社會人心浮動，移民國外的社會精英為數不少，港府建立香港科技大學也有補充人才的考慮。留下來的市民對回歸同樣感情複雜。回歸前夕，何老師的女兒所在的喬治五世中學被選中參與英國的交付儀式，何老師和一眾家長受邀參觀彩排。儀式結束時奏英國國歌，何老師發現香港人不像英國人或其他西方人，奏英國國歌時雖然全場起立，但是很少人把手放胸口行禮，也很少人跟著唱英國國歌，香港人對殖民者的複雜心態可見一斑。回歸當天，解放軍駐港部隊開進香港。在新界，解放軍戰士們受到了熱烈歡迎，越往繁華的香港島和九龍走，當地人的反應越冷淡。回歸當日，在《友誼地久天長》的風笛聲中，電視上看著驟雨中站得筆直眼泛淚花的查理斯王子，何老師也感受到了一個時代的終結。

“香港回歸前後其實沒什麼太大變化，當時政策的主線是確保避免香港的社會恐慌，因而基本上維持現狀不變。” 在彼時的條件下，這一策略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但條件在漸漸變化。六七暴動之後，當局逐漸意識到了社會保障對穩定的必要性，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建經濟適用房，補貼醫療費用，為底層人民提供社會保障，但仍趕不上市民的需求。回歸以後，董建華先生提出了多項改革，重點是是興建公屋，不巧碰上金融危機，又遭地產商和有房階級的聯合阻撓，只得黯然退場。之後就是十餘年的停滯，社會各界積怨頗深。然而，當香港開始感受到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問題時，九十年代的內地卻將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視為學習的物件，這也為之後的許多問題埋下了種子。

 

中大

 

在中大的何老師

何老師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十年。在此期間，中國的國企改革和高速發展促使他轉而研究內地的工人群體-- 先是下崗工人，後來是農民工。“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勞動制度（labor regime）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工人的訴求是什麼，互動的特點是什麼？這些是我研究的問題。” 為了研究方便，也因為氣不過香港科技大學獨尊英文研究的風氣，2004年，何老師選擇從香港回到中山大學任教。

何老師回國時，大學教師的待遇正在逐步改善。但當時的中山大學，教學條件、開放程度，以及學校管理上都不如按美國模式辦學的香港科技大學。首當其衝的是研究經費。起初，研究經費只能寫完論文後發給，何老師還不得不自己墊錢啟動研究。按規定，勞務費不得超過經費的百分之二十五。可如果做問卷調查，勞務費能占到百分之七八十的開銷。報銷起來也很麻煩，每一項開支都要找領導陳述理由。學校硬體設施也不好。廣州的夏天是出了名的熱，容納幾十個人上課的教室裡卻沒有空調，只有幾十台吊扇向師生們吹著熱風。平均每上一節大課，何老師要喝掉兩大瓶可樂解暑。久而久之，他就得了糖尿病。讓何老師略有些欣慰的是，國內的教學制度也在不斷進步，對研究的支助力度越來越大，前幾年已經進化到和美國沒什麼區別了。

不過，何老師是很欣賞中山大學的——“回去還是很不錯”。首先是師生關係好。“內地的學生好，本科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會認真學，研究生的主動性就更強了。”課餘時間，何老師經常找學生談天，喝啤酒。其次是“sense of relevant”不一樣。“在中山大學，我不論是教學研究還是與學生交流都有一種參與感”——一邊是見證中國浩浩湯湯的社會變革，另一邊能直接指導學生的成長。中山大學的國際化程度也不錯，與國外大學的交流相當頻繁。國內大學最大的好處是方便做田野調查。珠三角是世界工廠，工廠多，工人多，勞動糾紛也多。在中山大學，他有學生助手的得力協助，同時能以國內教師的身份自由活動，做起研究來如有神助。一回內地，何老師立刻開啟了對農民工生活狀態的調查。具體說來，每年春運的時候，何老師和學生們都會在廣州火車站向返鄉的農民工做一個1200人的調查-- 涉及工作條件和身份意識。何老師也繼續了博士論文中對農村基層治理的關注，開展了對農村基層治理的調查。

何老師本人和國內的新左派多有交集，他卻不認為自己是新左派的一員。“新左派這個名字是外人給他們的稱呼，他們自己未必認可。我的研究興趣和他們的方向有不少重合，比如說，我們都對社會轉型中勞動制度的變化和不同群體的訴求感興趣，都對後三十年有所反思。但是我不太喜歡group的活動，相比社會活動，我更執著於教學和研究。”

2004-2013年期間的研究空間很大，但何老師還是很注意尺度。“我做研究很注意可行性，主要是以問卷和訪談的形式瞭解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對於勞資糾紛的研究，何老師鼓勵學生等風波平息後再去調查。他也和廣東省工會有密切的合作。

當時的廣東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解決勞動糾紛的辦法，特點是制度化的集體談判和有廣泛代表性的基層組織。2010年，在廣東省總工會孔副主席的邀請下，何老師和他的幾個研究生去做調查，和工會接洽，近距離觀察了某起勞動糾紛的處理。之後，他們做了幾個報告，因為有第一手的材料，在國際上反響很好。同年，中山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合作成立了勞動研究中心（Center for Joint Labor Research），何老師和美國華人勞工活動家Katie Quan（關紹蘭）出任director。“世界上有很多對中國勞工問題感興趣的人，他們都有機會到中心交流，拓展視野；另一方面也能瞭解中國最新發生的事情。”中心在培養學生，組織社會調查，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等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努力。何老師和勞動中心的同事們還就當時廣東省人大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條例草案》，組織討論，收集各方面的修改意見，並及時回饋給省人大立法委，條例最後的文本，吸收了部分意見。一直到2014年關閉，中心始終站在中國勞動研究的最前沿。

 

走單幫

從2015年開始，何老師離開廣東出國訪學，一走就是八年。在他的旅途中，何老師充分研究了新自由主義改革對勞工的影響。

何老師的第一站是德國圖林根州的耶拿和Erfurt 。那裡有耶拿大學，是蔡司的發源地，也是前東德的工業重鎮。在德國的一年裡，何老師研究起了東德後社會主義轉型中的勞動關係。

東德人對兩德合併的看法與西德人完全不同。科爾總理向東德人保證合併後會有“佈滿鮮花的美好前程”。對下崗工人來說，合併的衝擊卻絲毫不亞於外國佔領。統一後，西德企業湧入東德，大肆兼併被賤賣的東德企業。又趕上九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東德原有的企業幾乎全倒了。兩德分裂時，蔡司公司分裂成了東西兩個公司。合併後，西德蔡司收購了東德蔡司。在西部同胞的調整下，東德蔡司工廠雇傭的人數從六萬人驟降到兩千人——即使這樣，蔡司也算是幸運的，好歹是活了下來。前政權崩潰後，諸如公務員和教師之類體面的工作都被西德來的人壟斷，原先的東德中層階級只能靠邊站。成千上萬失業的東德年輕人湧入了西德，在那裡，他們和早已到達西德的南歐移民和土耳其移民發生了激烈的競爭。他們怎麼也想不明白，為什麼西德人對外國人比對同胞還要好？德國的右翼民粹主義就這樣在東德各州紮下了根。

比起國內的大下崗，德國下崗潮對工人物質生活的衝擊要輕得多。九十年代國內下崗潮的補償條件只是買斷工齡，補發三年基本工資，三年後兩不相欠。一直到本世紀初，下崗工人才重回社會保險的覆蓋範圍。相比之下，德國的補償要慷慨的多：失業後還可以領50%的工資，地方政府承擔社保費用。如果熬到退休年齡，還可以領退休金。減半的工資往往是到了大選的年份才會痛快發放，但總體說退休的制度還是有保證的。中國和德國的對比讓何老師很受震動：“回頭來看，有很多制度安排可以減輕下崗工人的痛苦，德國做的比我們好太多了”。

不管生活條件怎樣，下崗總是伴隨著心理上的衝擊和尊嚴的喪失。年輕人還可以去大城市打工，中年人則被時代無情的拋在了後頭。何老師的一個採訪物件是蔡司的工作委員會主席。作為東德的高級技術工人和勞動模範，他的工資曾是廠長的兩倍。改制期間他保住了工作，待遇卻大不如前，再也沒有了和管理人員平起平坐的地位。另一個老工人曾是廠裡的技術骨幹。兩德統一前，他被派去其他廠技術支援，回來後才發現自己丟了工作。失業之後，他把當初操作機床的精力都放在了園藝上，以當年磨鏡片的嚴謹態度把屋後的幾十平米草地拾掇的不長一根雜草。

何老師的下一站是英國的南安普頓。應朋友的請求，他在那裡為國際海員工會研究中國港口給海員提供的福利設施。“ 不上船不知道，上了集裝箱船才知道港口服務對海員多重要：一條萬噸級的集裝箱船，只有20多個船員。天天三班倒，一個班次只有4-5個人。海員會感到特別孤獨，非常容易產生心理疾病。對船員來說，在港口的短暫休息是一種心理療愈的方式”。

通過研究海員的生活，何老師再次感受到了新自由主義對社會服務帶來的衝擊，“在向市場轉移的過程中，公共性的東西很難到位”。在前三十年，作為中國對外聯絡的極少通道之一，中國海員的待遇曾經很好。海員的工資高，有外匯券拿，各地的海事經費也充足-- 樣板戲《海港》裡的韓小強就心心念念的要當海員。在周總理的親自關懷下，各大港口都建起了洋氣的海員俱樂部（“少數有奶油蛋糕供應的地方”）。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海員靠著能從國外購買緊俏商品的便利依然很吃香。隨著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經濟，海員變成了一份普通的工作，不再和外事掛鉤，海員的待遇逐年下降。首先是給海員提供的服務不夠，大多數海員俱樂部不得不自負盈虧，逐漸沒落了。國外的海員服務很多時候要靠宗教團體，在國內則要靠政府，但地方政府對這類工作不怎麼上心——海員的工作雖然關鍵，但人數少，聲音也不大。其次是收入。海員的工資往往只是看上去高。不僅條件艱苦，每在海上工作六個月還必須休息兩個月-- 這兩個月內是拿不到工資的。岸上工資低的時候，海員工資顯得高，現在相對來說就低了很多。許多海員學校的學員寧可違約也不願當海員，促使我國的海員終身制向合約制轉變。富裕的沿海地區的人也不願意當海員，航運公司要去內地省份才能找到人——國外的航運公司則喜歡招南亞船員，不過這是題外話了。

在這些宏大的社會經濟問題面前，個人的力量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不過，最近國內又陸陸續續設立了一些海員服務中心。何老師他們的研究和呼籲，國際海員工會的爭取，國內海員工會的努力，看來也並非完全沒有影響。[3]

在英國，何老師收到了霍普金斯的訪問邀請。一從中山大學退休，何老師就成為了霍普金斯的訪問教授。像大多數中國學生和家長一樣，何老師一度對巴爾的摩的治安有所顧慮，在學校附近住了一段時間後稍稍放寬了心，然後搬去了華盛頓的郊區，每天坐通勤火車往返學校。

他在霍普金斯每學期至少教一門課：先是和安舟（Joel Andreas）合開一門 Labor Politics in China, 後來也教中國農村的發展和社會變遷，中國的城市社會學，以及紀實攝影與中國變遷。這些課無一例外的從不同視角審視了中國社會轉型動態特點。

何老師對霍普金斯本科生的素質印象非常深刻。“很謙虛，上課非常認真，討論也很積極，對學習的認真程度很讓人驚喜”。作為老一代留學生，何老師對新一代的留學生抱有很高的期望。在他看來，現在出國的的學生在語言能力和基本功上起點都很高 “你們start early，我們是late start”。何老師憶起當年學習語言的心酸史：“我學概率論時的一大困難就是看不懂題目，特別是看不懂各種撲克牌的名稱和打法，腦子裡沒有對應的語言概念，學得很艱難。”何老師還發現，新留學生和在美國的中國學者與美國社會的文化差異越來越小，總能很快適應在美國的學習生活，在工作和學習上也更得心應手。“你們唯一的不足是缺少社會歷練-- 不過這不能強求。遇到了就遇到了”。

對立志學習社會科學的學生，何老師也有幾句忠告。

首先是要有比較視野。“我學政治學的初衷是想瞭解中國社會，學中國用得上的東西，重心在中國。現在的學生視野更開闊，看到的東西也更多。到了這個階段，不要總是就中國談中國，要多研究別的地方的事，擴充知識儲備，這樣反而對重新審視中國的幫助更大，也更能應對大的變化。”教書數十載，何老師讀了萬卷書，也走了不止萬里的路。他的微信名叫利涉大川，自號單幫大叔。就在暑假的這兩個月裡，他已然穿梭三個大洲，五個國家，乘飛機繞了地球一兩圈。旅行時的何老師時刻不忘問題意識。他總能在異國他鄉的見聞中找到中國社會和歷史的對應，進而生髮出歷史和社會學的感歎。

其次是要平衡參與和研究。馬克思雲：“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武斷點說，解釋世界是社會科學，解決問題是參與。然而，這一分界在逐漸模糊——“有兩個繞不過去的問題。一是‘你想幹什麼？’——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難免會讓人覺得你在製造麻煩，這主要取決於別人怎麼看你，往往和你自己無關。另一個是‘你是誰？’——用什麼身份做研究？多大程度上參與到社會改變？這些都是研究者要回答的問題。當你想要解決問題的時候，你的客觀性也就被削弱了，必須做出取捨。勞工研究，農村研究都有這個問題。何老師自認做到了客觀冷靜中立的觀察，但是“參與的衝動在那裡，很難改變，不如說如果沒有這種衝動就太冷酷了”。“我的建議是follow your heart。永遠沒有兩全其美的辦法。”

今年春天是何老師在霍普金斯任教的最後一學期。退休之後的何老師也沒打算閑下來。除了整理以前的研究成果，何老師準備將全身心投入到歷史攝影的研究去。何老師是個攝影發燒友-- 霍普金斯的校園裡時不時能看到他挎包端相機尋找角度的身影。近年來的何老師將他的攝影愛好和勞工研究融合了起來。“我感興趣的包括改革開放前後關於工人的攝影形象，鏡頭前工人的形象，以及鏡頭後攝影者的imagination”。從五六十年代的《人民畫報》裡紅光滿面的男女勞動模範，到對著外國記者的鏡頭露出羞怯微笑的國企職工，再到廣角鏡頭下黑白的農民工，在光與影的變幻間，何老師看到了中國勞動制度數十年來的變遷，也看到了自己的過去。

[3]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0192557.2023.2194755

 

後記

我們與何老師的訪談發生在四月份。照理說，轉寫錄音的內容應該用不了多少時間。沒想到我光是初稿就斷斷續續修修補補的寫了三個月。這一方面是拖延症使然。另一方面，我每次打開文檔，總覺得思潮起伏，誇張點說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感，令我惶惶然不敢動筆。比起計畫中的小傳，這篇文章更像是一篇索引。何老師的每一段經歷，提到的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能引申出一片更廣闊的天地，只待讀者去自己探索。我們作為編輯能做的就是儘量忠實的傳遞何老師的資訊，順便盡自己所能補充一點可能有用的背景。限於個人能力，本文多有遺漏或畫蛇添足，還望各位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