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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692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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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皇后碼頭搬遷事件起，本土化運動日漸激烈，及後經過多次選舉和政治事件的衝擊，‘本土’
與政治更變得密不可分。佔領事件發生之後，香港的新生代認為香港的民主發展與國家的民主發展掛勾，是不切實際的設想。本土意識進一步被合理化。我們從‘退聯運動’
及各大專院校學生會改選，只有理工大學. 的學生會由非本土派內閣當選，. 其餘全數由本土派執政，便知道本土化已成為了一股政治潮流。
本土意識最根本的解釋就是‘你我之別’
，而一國兩制的原始設定就是‘你我之別’
；加上，中央容許香港在一定程度上實施民主選舉，政黨的出現，意味著本土化必然的發生。我們分析全球的政黨發展歷史，發現除了殖民政府以外，是沒有一個本土政黨，在外地執政的。香港雖然沒有‘政黨法’
，卻不代表沒有政黨政治行為。這種政治發展的必然性，在香港的去殖化過程中，是應該已經可以估計到的。既然香港與香港的政黨有本土的基因，
一國兩制的原有構思，又包含了‘你我之別’
，. 那我們必須瞭解，香港本土的靈魂，就是香港同胞所堅持的核心價值. 。
香港的核心價值，一直以來眾說紛紜，比較有系統的說法，是2003年在基本法23條立法危機之後，香港一群學者，就是在這種擔心與時代背景之下，共同連署了一份《維衛香港核心價值宣言》當中概括地指出，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九大項。2014年10月21至23日晚上，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進行了隨機電話調查，共成功訪問了804位18歲或以上的市民，得出香港社會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即核心中的核心) ，第1位是法治（22.9%）第2位是自由（20.8%），第3位是公正廉潔（15.3%）第4位是民主（11.1%）、到第5位才是追求社公穩定（8.3%）。
這與早前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時，表明中央希望帶動香港社會聚焦於「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的主旋律. ，明顯出現了彼此的認知落差。對比亞太研究所的調查結果，‘謀發展’接近第7位的市場經濟，有（3.5%） ，‘促和諧’接近第8位的多元包容，有（2.5%）. 。中央的看法，只有一點是與香港同胞.是一樣的，就是‘保穩定’ 接近第5位追求社公穩定，有（8.3%）。但這個‘保穩定’，與香港同胞的核心中的核中法治，相差了14.6%。 即中央由上而下的分析，與香港的在地情況出現了實質差別。
我們先剔除了民粹主義的影響，香港同胞所堅持的核心價值，是會影響到不同政黨在制定政網時的決定；親建制陣營的政黨在緊跟中央路線的前提下，打出「促經濟、保民生」的綱領，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只能保著原有的支持者，而難有大幅票數增長。甚至會導致年青人的反感，原因是這些綱領與香港的本土情況並不對題。
當瞭解香港的本土情況，我們便要掌握這些虛無飄渺的核心價值背後，有什麼針對性的載體。我們隨便在坊間也會找到資料，發現香港同胞，尤其年青人最關心的社會議題不外乎三項，當中包括‘政治發展、樓價高企與失業率上升’
。政治發展比較容易理解，香港的本土情況當然就是指普選行政長官與全體70名立法會議員，簡稱‘雙普選’。由於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無法在立法會獲得通過，政治發展呈膠著狀態。中央與香港同胞的矛盾變得尖銳，及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至於樓價高企及失業率上升，不就是中央寄望香港聚焦在‘謀發展’嗎？如果我們是這樣解讀，這將會與香港的實際情況相差更遠。
‘樓價高企’與‘失業率上升’ 當然與經濟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但這個情況並非香港獨有，而且即使是有關係，在香港同胞核心價值中，只是排第七位，即是‘謀發展’
並非針對香港情況的解決方法。‘樓價高企’與‘失業率上升’ 看似是兩件事，實際上是一依帶水。香港過去多年以來一直都過度重視商業發展，重商主義，造成經濟與人才培育過於單一，並高度質重于金融與服務業，第三產業占整體本地生產總值九成以上。個人利得稅又一直偏短，賣地收益成為特區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回歸前後，中央為使商界留港建港，在政治制度的設定上，高度向既得利益集團傾斜，在特首選舉的選舉委員會38個分組之中，有28個分組，與30席傳統‘功能組別’的分類是出現重迭，即制度上的預設，已為這群商賈巨富提供了相當大的政治保障。這種政治與經濟做成的利益紐帶，產生了‘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
；而從地產發展衍生出來的‘大亨經濟’ 及其漣漪效應是影響到各行各業，及香港同胞以往的價值觀與生活習慣；日削月割地動搖了香港的法治根本。法治的根本並非狹義地只是合法與否，而是整個社會的公平環境，與平等參與的遊戲規則。一般升鬥市民在這個制度之下，顯然是比被排他在制度之外的。正正是這種‘被剝奪感’
，損害了香港同胞的核心中的核心價值，一種重新作出你我區分，基於自我保護的本土意議便在選舉之中，被高舉了出來。
所以，要解決香港的本土情意結，就要先尊重香港既有的生活習慣與核心價值。情況便一如國家對小數民族與文化的保護與尊重一樣。在適切的政治空間之下，共榮共存。首先，第一點就是把握明年特首改選的關鍵時機。香港特首的選舉，不管是當特首，也是一個新的開始。在面對政改的困局，和香港同胞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持續低謎情況下，新一任的特首除了政改的工作以外，最重要是復位中港之間的關係，清楚地讓香港的同胞知道一國與兩制是並存的政治現實，當中亦有明確的分野。這種分野可以與中聯辦、港澳辦等駐港機構相配合，各施其職、權責分明。在可以的情況下，甚至應該把部份中聯辦，面對廣大群眾的服務範疇，例如教育科技部、青年公作部公開，釋除香港同胞的疑慮，杜絕‘西環治港’
之說，以實際行動消除香港同胞的誤會。
其次，在政改的問題上，中央即使沿用831的框架，也要讓香港的同胞感受到，中央是致力維持香港公平的政治與經濟環境，即針對‘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 和‘大亨經濟’ 必須有所打擊，令中小型企業重新在香港有發展開間，令香港同胞再次感到香港是一個容許有夢想的地方，令地產霸權一詞，真的在香港消失。在銅板的另外一面，也要針對選舉委員會及功能組別的組成進行必須的改革，進一步開放參政議政空間。在全面取消功能組別之前，中央應主導政治話語權，主動按步就班地把個別功能組別選舉改為‘個人票’
。使香港同胞清楚感受到，是中央保障了香港同胞的核心價值與生活習慣，而非港獨的力量。
還有，就是要中港之間，在政治與經濟上，適宜保持一定距離，即回歸到一國兩制，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的原點。中港融合、人心回歸，在上述的建議落實之後，自然會水到渠成，而無須把中港融合列入特區政府與相關駐港部門的硬任務。參照港英殖民管治的‘紫砂茶壺茶跡’ ，保持距離是一種有效管理香港的手段。張炳良教授曾經指出“保持距離，尊重香港獨有本土文化” 是英國的管治方式，這個觀點與張楚勇博士也有雷同看法。即使一些對英國的‘效忠’或對政治異已者的監控行為，也儘量地以“只做不宣”的方式執行，以減低“香港人”的反彈。這種“保持距離”的間接管治手法，有利保障香港群體的生活模式，同時，亦令香港英國治港99年來，總的來說是平穩的。
所以，中央對香港的出現的政治與經濟情況，不宜過早公開表態與積極關心，不用一出狀況，便馬上急著要去澄清。在香港的緊張的政治環境下，有時道理在手，也不一定能說清的。反而，忍一時，退一步，讓問題合理地發酵一下，可能把問題看得更清楚。屆時，特區政府主動尋求中央協助固然是合情合理，即使特區沒有求助的需要，中央也不會落得‘主動介入香港事務、破壞一國兩制’
的駡名。
當香港同胞對中央的反感降低了，人和自然會政通。要知道，香港同胞對中央的信任度增加，是會直接影響到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反，特區政府能取信于香港同胞，卻不一定有助人心回歸。
英文有一句諺語叫：Less is
More，公共管理上也有一句俚語是：「管得到，不如管得剛剛好。」香港同胞在多次中港矛盾中，已成驚弓之鳥，香港又在未來一年之內，經歷三場選舉，中央任何舉動，也有可能被反對派大造文章。所以，尊重香港在地情況與核心價值，避免公開表態，以免被過度解讀，在明年3月特首改選之前，少說話，多籌媒，以時間換空間。3月之後便在未來兩年之內，進行實質改革，這將有助緩解當下的緊張局面，重建港人對中央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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