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9日星期日

2017年10月28日及29日經濟日報A16 - 政府與青年同行 必先建信心

這篇就施政報告的評論,是結合了我在青年議會、參與政府員會及青年工作上的經驗小結。文章刊出後,在《 立場新聞》原文轉載。


網址及刊文:
http://paper.hket.com/article/1934552/%E6%94%BF%E5%BA%9C%E8%88%87%E9%9D%92%E5%B9%B4%E5%90%8C%E8%A1%8C%20%E5%BF%85%E5%85%88%E5%BB%BA%E4%BF%A1%E5%BF%83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其中一個章節以「與青年同行」為題,並在整份施政報告之中,35次提及青年,數字相信是歷任特首之中最多。

她提出在5個委員會,率先推行「委員自薦試行計劃」,吸引18歲至35歲的青年參加,務求在這一屆政府任期內,將青年委員佔各委員會整體委員的比例由8.4%提升至15%。這是繼2004年民政事務局就女性參與諮詢及法定組織定出比例之後,另一次針對年輕人定出參與範圍及比例;透過權力再分配過程,從制度上重新吸納年輕人到體制之中。

青年委員建議佔比 應符人口比例
不過,建議提出之後,坊間的反應沒有預期中熱烈,並且就挑選過程中提出不少疑問。顯示在現時的政治體制之下,年輕人的政治訴求已經不是量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當中的死結就是他們已經不再信任制度。因此,在這次破舊的施政建議中,政府必須以重建年輕人對制度的信任為首要目標。

年輕人對制度的不信任已非一日之寒,不過在政府拋出橄欖枝之後,為何仍是得不到善意的回應呢?

首先,就年齡層的比例上,政府雖然提出了1835歲的年輕人需要佔各委員會15%作為目標,但根據2017年香港便覽的人口分布比例中顯示,1534歲或以下的人口佔24.5%,相比之下,我們便會發現政府的15%建議,與人口的比例並不一致,公平性與足夠代表性便容易受到質疑。政府若然決心改革,便應該一鼓作氣,直接根據人口比例作分配,參加的名額自然便可以有合理的提升,以堵悠悠眾口。

加上,現時的青年委員的建議比例,政府並沒表明是否為上限設定?因為個別委員會,是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作「加權處理」。例如,現時的青年事務委員會在31名委員中,有9名委員的平均年齡是34.9,佔比例約29%。如果將來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同樣有31名委員,按政府的建議,青年委員人數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會因此由9人下調至5人。政府的好意,反而會出現反效果,青年人便會感到受騙,更加不滿。

放寬提案權 准參與爭議議題
還有,就是在委員會的性質未能反映政府的足夠誠意。在政府現時試行的5個委員會之中,即青年發展委員會、公民教育委員會、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禁毒常務委員會及環境運動委員會,卻沒有包括: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房屋委員會及城市規劃委員會等。即是這些試行委員會不但與政治無關,即使與如政府所指,青年最關心的土地與房屋問題也沒有關係。

而即使上述的委員會也包括在內,青年也可能擔心被扣上「政治花瓶」的惡名,原因是現時行政主導的諮詢委員會制度之下。會議的議程大部分是由主席及秘書處自行訂出。翻查青年事務委員會200963日第110次會議至201532日第132次會議,前後22次會議中,均預設了「轄下工作小組/統籌委員會/聚焦小組/籌備委員會進度報告」等議程。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根本無法就年輕年人關心的議題作出討論。因此,政府若要令年輕人釋疑,重建對制度的信心,便應該在試行的計劃中,讓新委員擁有關鍵的提案權,以示施政新風格。

更重要是,政府在重建年輕人對制度的信任時,必須有遠見地提升年輕人參政議政的質素與能力。上述就人數比例及提案權的評論,是假設了新委員會們,對諮詢委員會運作有一定的認識。但實際的情況是不少有心參政議政的年輕人,是從來沒有獲邀參加過任何諮詢委員會。若政府只是有名額與制度,而沒有培育政治人才的使命,這批年輕人很有可能因經驗不足,在體制內受到挫折,而感到意興闌珊;造成「有位無人做」的假象。

建構人才培育機制 增存在感
根據現時政府提出,可開放給年輕年人的參政議政渠道,包括:「地區青年網絡」、「5個試行諮詢委員會」及「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之間是沒有必然關係的。所以,政府應該把這3個渠道建構出一套青年政治人才培育機制,第一階段可以透過廣泛的「地區青年網絡」,讓年輕人體驗與學習基本議政規則與文化。然後,他們可以根據個人所關心的議題,參與「委員自薦試行計劃」,在不同的委員會中,透過提案權參與政策制定的過程。最後,他們可以根據個人的職志發展,再申請加入「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實實在在作出政策倡議。這個分階段,有層次的金字塔機制,不但可以增加年輕人在體制內的存在感,議題由下而上,亦必定較為接近年輕人的需要。

根據201691日「港鐵與中大香港年輕人生活質素指數」顯示,在1003名年齡介乎1524歲的受訪者中,反映年輕人生活質素僅99.68,低於基準值100。對「政策之影響」一項更大跌10.2%。政府決心與青年同行,他們在體制內對政策的影響是必須得合理的反映,「相信制度」才會有機會重新出現。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撰文:       葉振東 中山大學政治學理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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