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博弈的角度來說，敵人往往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因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戰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止戈為武」。若然，誤判對手情況，小事化大，往往會出現滿盤皆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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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王霜舟, 王月眉, 儲百亮（2020年10月19日）北京強化公開統治，香港中聯辦走向前台。紐約時報中文網。
香港——這是中國共產黨經常表演的一個經典場面：高級官員到一名貧困的愛國工人家裡探望，帶來了禮物和國慶祝福，官員得到了工人的感激和忠誠作為回報。
不過，本月的這場探望不是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一個貧困村莊（那裡是官員經常照本宣科搞這種探望表演的地方，顯示他們密切聯繫群眾），而是發生在香港。中共機關以前很少在這片半自治的領土上做這種公開表演。
這次得到廣范宣傳的探望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息，自從中國在今年夏天在香港實施新國安法後，這個信息得到了強化。中央政府在幕後行使意志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它要越來越公開地統治香港。
「香港比任何時候都應該強調對國家的責任擔當，」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處主任駱惠寧在去這位工人家探望的前一天在講話中說。「愛國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義務，更是一條正道。」
對香港來說，接受來自北京的更直接管轄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幾十年來，中共一直允許它在香港公務員和商業精英中的代理人來管理這個英國前殖民地。
對北京而言，讓香港服從對更廣泛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決意在全國範圍內擴大黨的主導地位，尤其是香港，這裡去年曾爆發抗議活動。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是中國政府新控制行動的核心力量。
中聯辦在歷史上曾一直比較低調，顧名思義，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央政府之間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傳遞信息和要求。但近幾個月來，中聯辦已開始有規律地大聲發布命令和警告，突顯了其新地位。
中聯辦指控一名教授煽動反對中共的造反；要求泛民主派政客取消非正式的初選；警告香港教師以確保他們向學生灌輸中國的愛國主義價值觀。
週一，就在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原定宣讀年度施政報告日子的兩天前，她突然宣布，把宣讀報告推遲到她與中央的高層領導人就施政措施進行磋商之後。她說，她將去北京「親自解釋這些措施的重要性」。
香港許多傳統上能左右當權者的人似乎已順從了這個新現實。
「這已經變成了一種單向通道，」立法會前建制派議員、頗具影響力的富豪田北俊說。
中聯辦是祕密誕生的，在英國殖民時期，它是中國主流新聞機構的一個宣傳管道。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時，中國的統治者渴望利用香港的商業能量，並向其商業領袖學習——於是中聯辦在幕後運作。
「港人治港」是它的口號。
但近年來，中央領導人對這種「不干涉」的安排失去了信心，特別是在示威活動使這座城市動盪的時候。
在幾乎沒有香港參與的情況下，北京通過了國家安全法，基本沒有事先通知包括林鄭月娥在內的地方領導人。
「他們從我們的苦澀經歷中吸取了教訓，」林鄭月娥的內閣成員之一葉劉淑儀說，她指的是2003年她領導港府進行的類似立法嘗試，但因民眾反對失敗。「協商有什麼用？」
新國安法讓中國的安全機構可以在香港設立辦公室並公開運作，由一名大陸官員負責領導新的國家安全公署。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兼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在1月獲此任命的駱惠寧象徵著中央政府收緊控制的努力。以前的北京的官員都是在香港生活了相當長時間後獲得晉陞的，駱惠寧基本上沒有在這裡待過。
沒有多少證據表明駱惠寧會講香港本地人說的粵語，他也一直與這座城市的精英階層保持距離。葉劉淑儀說，駱惠寧很少會見本地的親北京議員，把這類談話交給了他的副手。
駱惠寧擁有的是習近平的信任，後者似乎頗為欣賞他擔任省級官員表現出的能力：擅長清理不守規矩的省份和任意妄為的幹部。
駱惠寧在內陸省份安徽任職期間得到黨的重用。被調至青海省後，他努力將藏族這一人數眾多的少數民族納入中國的主流。後來，駱惠寧在腐敗猖獗的煤炭大省山西清洗官員，贏得了習近平的讚賞。
如今一些人半開玩笑地說駱惠寧是香港的中共黨委書記。這一頭銜不是正式的，但說明了在駱惠寧監督之下香港的變化。在中國，黨委書記的地位高於其他地方官員。
「中聯辦與港府之間的關係已經被比作中國的黨委書記和市長，」香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李詠怡說。「這種關係將逐漸正常化。」
中聯辦日益提升的地位也可以從它的現實足跡中看出來。
過去30年，它在香港擁有的物業數量增加了兩倍，包括數百處公寓樓、辦公室、零售單位和停車場。根據香港紀錄，其下屬的一個部門去年購買了至少20套住宅物業，這反映了其在香港的員工數量有所增加。
它還監管著在香港圖書零售市場佔據主導地位的聯合出版(Sino United)公司。在該公司旗下的一間書店，展桌上堆放著諸如《香港跌蕩》之類的書籍，這是中國官方通訊社對2019年抗議活動的精選報導，還有《衝破香港暗夜的曙光》——指的是國家安全法。
長期以來被視為政治宣傳的中聯辦旗下報紙，如今被用來分析北京在香港的意圖。近來，這些報紙——《大公報》和《文匯報》——指責那些駁回對抗議者的起訴的法官過於寬大，而建制派議員隨後也呼籲進行司法改革，包括成立一個量刑委員會。
上個月底，中聯辦召集建制派政客會面，商討了立法會的優先事項。根據親北京議員何君堯發給其他成員的會議總結，中聯辦明確表示，希望優先對教育、司法和社福界這「三座大山」進行改革。
其他官員證實了這次會面，但對他的描述提出異議，稱中聯辦只是試圖徵求意見。他們還表示這樣的會面很尋常，因為中聯辦傳統上就曾通過調解衝突和決定誰在選舉中競選哪個職位，來幫助組織立法會的建制派聯盟。
駱惠寧最近探訪低收入居民的舉動清楚表明了中聯辦的擴張策略。根據中聯辦的聲明，在與一名去年失業的廚師聊天后，駱惠寧告訴副手要儘快幫他實現就業。
中聯辦這種擺拍安排相對比較少見，而關注具體政策及社會福利問題則更加不同尋常。
那之後第二天，數位親北京政客呼籲港府加大對低收入居民的支持。鄧家彪在其中說，香港緩解失業問題的力度不夠，並強調了中央政府在大陸的扶貧行動。
「我真希望這樣的精神也能出現在香港，」鄧家彪在接受採訪時說。
駱惠寧探望過的廚師徐天民因為來自北京方面的關注而激動不已。
七年前從大陸來港的徐天民在社交網路上似乎極其愛國，他反對香港抗議者，並將出現在「藍儂牆」上的抗議標語清除。他告訴一家官方報紙，自己親政府的舉動正是他丟掉上一份工作的原因。
「完全沒想過自己會被探訪。」他對另一家報紙說。「很感謝中聯辦對基層市民的關懷！」
但在駱惠寧探訪數天後，這種光環就有點變色了。香港的反對派陣營質疑這次探訪不過是照本宣科，並提到了徐天民家鄉獲捐防護裝備的傳聞。
徐天民拒絕接受面對面採訪，但在一款通訊應用上的短暫交流中，他說自己還沒找到全職工作，仍然只能靠在工地打零工勉強度日。
他說，在他被探訪的消息傳開後，很多人都試圖幫他找工作。但主動提供潛在工作機會的都是他的朋友——並不是中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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