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筆者與財政司司長有同一個感覺，就是不喜歡「派糖」一詞。可惜，在傳媒、政客的「公眾教育」之下，派糖一詞已經變成了專有名詞，並且在每年財政預算案公佈前後被大肄運用。顧名思義，派糖的意思是比喻「小甜頭」之類的小恩小惠。香港回歸十數年，我們著實是聽過了很多「一次性舒困措施」、「一次性減免方案」。由於這些政策往往是 “一鋪過” ，所以，傳媒、政客便以派糖來形容政府施政，雖是非常刺耳，卻又很入形入格。
公共行政學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那就是「Contingency Approach（權變方法）」。「阿繆都知」世上是沒有完美的政策，這與政體的民主及公民參與並沒有必然關係，極其量只是提供了多樣性及監察而已；而是從政策制定的過程，到具體執行經常出現了「時間差」，這個 “時間差” 往往會導致施政與社會需要產生了距離。為了補救這個缺陷，政府在不違反「施政原意」的前提下，具體施政變會作出調整配合，這就是權變。
權變的好處在於可以迅速回應社會需要，彈性度高。缺點在於「權變權變，日日都變」；而且既是非常規手段，便難以成為
“正常” 的政策。既是如此，當官的理應盡量減少權變，不要派糖，盡量建廠，才算合理呀。重點來了，政策的制定隨了需要有相當高的穩定性，還要講求平衡性。政策與法律最大的分別在於，政策是牽一髮動全身，而法律是一字、一句、一條也分明清楚的。
這便說穿了香港現時的困局！本港的收入大部份依賴儲備投資與賣地收益，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收入，一切有可能是過眼雲煙。大家若記得2000-2003年香港的慘況，頭腦便會「醒一醒」！在非經常性收入主導的情況下，港府可以「施」的也只有些非經常措施，年年有餘便「派少少」。若我們要求經常性利民措施，例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便需要同時提出「經常性收入」的建議，否則政策隨時變成一個尾大不掉的包袱。可惜，在香港現時的政治氣氛之下，那位政客會願意賭命，高調支持提高稅率，開徵銷售稅呢？即使銷售稅對民生的影響比新加坡還小；而我們大部份的奢侈品，也已經被偉大的祖國同胞搶購一空。
可況，政客們最害怕所倡議的政策「壽與天齊」；冷不防政策變得不合時宜，他們便隨時會被追究政治責任，甚至不得善終。建廠始終是「四支椿落地」，不能「話走就走」的。所以，政府若是採納了政客們的「經常性洗錢」建議，想必是為那群政客奏上安魂曲，以短暫的掌聲繼送了他們的政治生命。可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要「座一屆，諗一世」的，最起碼施政的眼光不可以只在任期之內，還要有多少「與天下人為敵」的勇氣，才能有所作為。今日港府所缺乏的正是這種氣魄，施政積弱的關鍵也在於此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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