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8日 - 一個好例子

政棍年年有，今年特別多[文/研究員 葉振東] 

台北地方檢察署(台北地檢署)上周以「違反集會遊行法」，起訴去年十月十日發起紅衫軍「天下圍攻」倒扁運動的總指揮施明德及范可欽等十六人；理由是紅衫軍在未經申請的情況下，擅自在雙十慶典管制區內集會遊行，涉嫌違反「集(會)遊(行)法」。台北地檢署變相為已經「完蛋」的倒扁運動再加上一個「可能犯法」的定義。施明德得知後痛罵民進黨政府秋後算賬，馬英九也表示錯愕。當下，我們並不需要理會台北地檢署的指控是否成立；反而，我們應該留意施明德的態度。施明德去年振振有詞，高聲亢奮地自命為紅衫軍的「總指揮」，並表示如果日後有任何刑法責任，他願意一力承擔。如今「烏鴉咀，開口中」，民進黨政府在紅衫軍運動大勢去矣的時候檢舉施明德等人，難得施明德等人表示願意配合及應訊，為紅衫軍扣上了「公民抗命」的冠冕，相比起「第一家庭」，就更是給了一記重擊。 

什麼是「公民抗命」呢？
回想香港回歸初期，經常聽到香港的「政棍」，以「公民抗命」為盾牌，發起若干「蚊型」政治運動。及後「公民抗命」一詞日漸少見，取而代之為「拑制XX、打壓XX」等文革式政治秀。何解呢？事關當「攪手」攪清楚「公民抗命」的定義後，便發現根本無膽量達到「公民抗命」的基準，那就是承擔「抗命之後的懲罰」。 

「公民抗命」的最基本的解釋是：公民對「不合理」的法律及行政指令，行使法律上所賦予的公民權利，以示威或遊行等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並且願意為違抗「不合理」的法律及行政指令，付出懲罰代價（如坐牢，甚至死刑），以喚起其他公民和輿論的關注和壓力。在西方社會，學者會稱「以自己去違抗不合理法律的不合法處理方法」為「公民抗命權」。

抗命成理嗎？
一年之前，陳水扁及其家人涉及貪瀆案時，作為一位政治家，陳水扁好應該為他和他的家人「自動請辭」或者「自請停權查辦」，以表風範。可惜，陳水扁真是青出於藍，權力慾絕不下於李登輝，而且又貪圖總統的「刑事豁免權」，所以便「賴死唔走」！我們要了解台灣普通法中的「無罪假定論」，是跟香港一樣的。陳水扁涉及貪瀆案件並不代表他已經有罪，極其量他只是「疑犯」。加上他連任時，是挾六百多萬民意支持。換句話說，除非陳水扁「自行了斷」，否則立法院也無力逼使他「停權受審」。再者，有關當局基於時間及政治的考量，去年「必然」不會批准紅衫軍的集會要求。法律上既然無法令陳水扁下台，制度上又「有可能」無法取得「合法集會權」，民眾的不滿根本無處宣洩，紅衫軍被逼上梁山，實在是可預見的。 

抗命成效嗎？
今天，不少民眾會覺得去年的紅衫軍運動是一場鬧劇，並把施明德等人罵至體無完膚。何況，陳水扁還沒有下台，那便表明紅衫軍運動失敗了！若以成敗論英雄，施明德好明顯是理想主義型的「悲劇英雄」。香港是以「法治」凌駕一切，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人」是很難想像本港的司法制度，有朝一日會受政治所支配；但台灣的「司法」卻經常怯於「政治」，所以在位者「極小機會」會被問罪入獄。司法機關雖不至於「不獨立」，但也充滿著政治考量及角力，這亦是台灣司法常常被人垢病的原因。去年，百萬紅衫軍振臂一呼，無疑是為司法機關打了一枝「強心針」；令司法系統得到民意作支持，鼓足勇氣為「反貪腐及公平」戰鬥到底！君不見，法官表示吳淑珍(陳水扁的太太)即使「病榻在床」也要面對審訊，便知道紅衫軍令台灣的司法系統終於「硬」起來。如今，施明德等人即使是「壯烈犧牲」，也算是「捨身成仁」。 

「苦膽」出英雄
施明德等十六人昂首面對司法的審訊，為所作的一切付出代價，實在是值得每位從政者深思細味。反之，月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報的「情色版」風波，編輯委員會(編委會)的態度就真是令人咋舌，編委會得知校方及影視及娛樂事務處的投訴時，「有心人」便上崗上線為「打壓言論自由」，更認為學校及處方不應向編委會問罪；及後，同學們面對可能要被罰款四十萬元，便哭成淚人，責難校方支援不足，並認為校方應該資助同學們「打官司」；而背後煽風點火的「政棍」當然全部成了「變形金剛」 - 「縮埋一舊」！難道同學們沒有合理渠道表達意見嗎？沒有機會出版「情色報」嗎？他們「開放『性』言路」的「超良好意願」達到了嗎？他們不是一早便能預見後果，並且願意承擔責任嗎？ 

這群小朋友若想「扮烈士」，當政客；香港「掛」定了！當然，這群小朋友與「公民抗命」一詞也相差得太遠了吧！至於，香港也因為「區讓會選舉效應」，所以「政棍年年有，今年特別多」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