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奧尼斯索的部落格

2013年5月16日星期四

3 位叮噹

三位在中山，台中帶回來（其實是換），陪我渡過兩個黑暗時期，讓我繼續感到有希望的‘特别’好朋友-叮噹。

後記：2015年1月2日《叮噹》配音員林保全先生病逝

在我的年代，我們自只知道那位叫：叮噹，而不知道什麼叫：多啦 A 夢。叮噹一直是我們的兒時伴侶，即使你多喜歡‘黃金戰士’、‘鐵人28’、‘六神合體’、‘天威勇士’、‘百戰王’，也不會討厭叮噹。甚至我們即使一如大雄般長大了，也會時常憶起這位朋友。原因是叮噹代表了我們一代人的夢，與所認同的價值和精神。他不真實，但勇敢、善良、樂於助人、又善惡分明，而且常懷希望。今早驚悉林保全先生病逝，實在覺得好像失去了一位朋友。

2013年5月15日星期三

2013年5月15日 - 大陸一中原則應對台漁民被槍殺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首次回應台灣漁民被槍殺事件，要求菲律賓要嚴肅看待，指不容許同類事件再次發生。有學者認為今次事件，大陸是以一中原則應對，但情況和馬尼拉人質事件不同。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上海接見台商時，對菲律賓人員槍殺台灣漁民事件，表示憤慨和譴責。

大陸當局對於今次事件的回應，只限於隔空譴責菲律賓。官方《環球時報》的社評指出，大陸方面的表態，應該比台灣方面慢一些，對台灣給予一定尊重。大陸要防止的是一旦處理不當，台灣輿論對菲律賓的不滿，會有一部分轉向大陸。有評論同意這個說法。

兩岸時事評論員葉振東認為，大陸對今次台菲糾紛，是以一中原則來應對，相比2010年的馬尼拉人質事件，後者較容易處理。

馬尼拉人質事件造成八名香港人死亡，當時的外長楊潔篪致電菲律賓外長表達不滿，要求徹查，外交部又派遣工作組到菲律賓協助善後，以及派駐菲大使和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會面。

2013年5月14日星期二

2013年5月14日 - 農夫啤

品質穩定，泡沫豐富。

2013年5月14日 - 慎思所謂「七點意見」（標題及小題由報方擬定）

刊文與原文：

自香港大學戴耀廷教授提出「佔領中環」及三月下旬，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麒麟山莊，會見香港部分立法會議員，就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表達意見之後。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討論便被炒熱了。近日，普選聯就來屆行政長官的參選方法提出的七點意見，更是值得我們慎思。

傳媒忽略其他意見

現時，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方法的官方公眾諮詢尚未展開；即使展開，也應該是全港市民也有平等參與討論的權利。香港近年出現一種「霸佔」傳媒的現象，莫論何方神聖，只要就個別議題上「先開口」，便極易牽動着傳媒的報道神經，而令傳媒忽略了坊間可能還有其他意見的存在。所以，普選聯提出的「七點意見」，筆者會視之為眾多意見的其中七種而已。

普羅應把握討論機會

至於，普羅的市民，在面對香港最關鍵的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實在好應該把握機會，參與各類型的討論，並藉此提升我們的「政治語言」。香港自有代議政制以降，我們便有政治的生活，而沒有政治的生活素質。就一些重大公共政策或制度轉變，市民在「沒語兒」的情況下，便經常會有口難言。在這個前提之下，一些比較「大聲」的民意代表，便有可能會「代」你發聲，騎劫民意。

例如，按照現時基本法「附件一」，現行特首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即工商金融、專業人士、勞工宗教及政界人士，委員由本界別的相關機構、團體及人士投票選出。這是一個「死框架」，但內裡可能有很多空間，可以拉近中央與反對派的分歧。情況一如上屆立法會選舉中，地區直選與功能組別各加五席。結果，功能組別的五席全加在「區議會」界別，讓全港市民可以「一人多一票」，參與功能組別選舉。

討論前先了解

假若由四大界別組成提名委員會，是否可以把全數民選區議員加入「政界」呢？宗教界現行有所謂的「六大宗教」，人數佔全港人口比例必然不多；至於以工商（註一）、金融為主的「工商金融」，佔全港的經濟結構不足3%。那在提名委員會的設立時，又是否可以仿效民意調查的方法，以「加權」作減少呢？（註三）這一切「可能性」是有空間討論的。當然，討論的前設，是我們對現行的政治制度及選舉方式要有一定的了解。

至於，「愛國愛港」嘛？筆者認為與其爭辯什麼是「愛國愛港」，倒不如舉例「何種行為」才算是「不」愛國愛港。（註二）這一來有利團結大多數，二來也比較客觀，例如，凡政綱內有推動香港「獨立」者，不得參選行政長官。這不是簡、易、明得多了嗎？

註一：原文用「巨商」，因全港97%的工、商、金融是屬於「中小企」；在去屆選委會中，工商金融界別組成的成員，大部份均不是「中小企」，亦與普羅的中小企沒有「共同語言」，而是富甲一方的既得利益者。

對應社評：2013年6月11日大公報社評 - 「真普選」七點共識是七點對抗

2013年5月10日星期五

2013年5月10日 - 認清職工盟在工潮的角色（標題由報方擬定）

刊文與原文：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似完未完，當中有不少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及反思的。我們可以從不同的主要持份者，分析整件事件。

首先，是工會的角色。由於歷史沿革的因素，香港的工會長期以來可以分為三派，第一派是親中陣營的工聯會。第二派是本土派，但與反對派關係密切的職工盟，第三派是國民政府自1949年遷台後，調動大筆資金，務求在港英殖民政府發揮影響力的勞聯；可惜時移世易，勞聯今日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已經大不如前；剩下的便只有工聯會及職工盟是比較活躍的。

在是次工潮中，我們不得不反問，職工盟是「幫工人」，還是「幫倒工人」？甚至是否應該有職工盟的參與？貨櫃碼頭的工種雖然繁多，但他們大部分也是學歷要求不高的「技術型」工人。我們以「那些年」的稱呼稱呼他們，便是藍領階級。他們在表達訴求的時候，或者未能出口成文，但我們不能否定他們是可以清楚表達所思、所想；甚至可以直接與資方討價還價；而不需要借力於職工盟。事情一經職工盟極速鬧大，暴跳式提價；職工盟便成了事件的「程咬金」，這反而壓縮了勞資雙方的迴旋空間，令事件持續了四十多日。近日工潮看似落幕，但百多名前高寶的「機手」仍是「條條Fing」，便知道職工盟在是次勞資博弈中，是可有可無，無關痛癢的了！

其次，我們要考慮到的是香港乃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經濟體。在這種經濟結構之下，資本是流動的；面對全球貨運業不景氣，加上深圳、廣州、上海、天津、大連、張家港等大型碼頭競爭。資方在無利可圖，理性選擇的大前提下，便只有撤出市場，遣散員工。相反，藍領階級的「工人家庭」是難以流動的。除非香港把奉行多年的資本主義，大易幟為社會主義，否則在博弈過程中，資方強而勞方弱的位置是難以改變的。

這就涉及第三個值得關注的地方，那便是政府的角色。當勞資雙方出現糾紛時，政府當然要扮演「調解者」的角色，同時落筆要快、要準；否則事件一經鬧大，便「有理說不清」。不過，這也只是當糾紛出現時的一般危機處理手法；為避免勞資出現對峙的情況，資本主義下的政府是有必要擔當「Terminator」及勞資雙方的「平衡力點」。當市場趨向失效之先，政府便要出手於未然，先知先覺地保障低下階級的生活，這樣市場才不會走向極端。

解讀 -

第一段：香港近年工人，以至低下階層的運動不少，但不少社會參與者，並不清楚香港的工人組織，主要由親中、本土、親台國民政府所組成。

第二段：因要回應社評的關係，評論主體看似針對職工盟；但其實筆者是對「工會」的角色作出質疑。若把職工盟換上「工聯會」、「勞聯」。其實道理也是一樣，邏輯照樣成立。

第三段：筆者從勞資雙方搏弈中，定出「資強、勞弱」的現況。從而留出討論空間，讓讀者思考，在搏弈談判的過程中，只有「強」方可以騰出回旋空間，寄望「弱」方妥協，其實只是進一步向「弱」方施壓。事實發展的結果亦如是。

第四段：筆者淺談市場失效下，政府應該有的角色。當中提及的「要快、要準」，是帶有批判的味道，讓讀者思考，政府在處理是次工運上是否恰宜；同時，亦呼應了筆者「星島日報4月29日A版正思香港 - 市場好？」一文。文章如下：

http://justinyezhendong.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4081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