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佔領中環」的首個「商討日」在5月8日召開，約有六百名不同階層、界別的市民參加。會後，主辦單位發表了七項重要議題。說實話，筆者認為是次「商討日」的模式是類近「學術研究」，多於「社會運動」；而提出的議題，一如神十升空，與天比高。當然，第一次「商討」出現「雲端」效果，實在不足為奇，問題在於主辦單位採用了要求頗高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
「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台灣譯作「審議民主」，在大陸則譯作「慎議民主」。台灣被形容為中國人社會中，最民主的地方；那管台灣的民主劣質與否，台灣政府與學術界，就「審議民主」的實行與研究均相當豐富。
根據台灣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中：「『審議民主』的概念自1980年代中期在歐美興起，被視為民主理論與實踐的重要轉向。在理論面，這個轉向源自對代議政治的反思，主張公民才是民主體制的參與主體，因此所有受到決策所影響的公民或其代表，都應該能夠參與集體決定，而這個集體決定是經由參與者進行知情、理性、平等的溝通而達成。在實踐面，許多具有審議特質的公民參與創新模式，陸續被發展出來，利用結構化的程序設計，來組織公民的討論，常見的模式包括公民共識會議（公民會議）、審議式民調、公民陪審團、願景工作坊、學習圈等。」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隨著「落實地區行政」，香港類近「審議民主」的模式也有接近30年的歷史。台灣自2002年，也開始就著一些「全台性重要議案」，進行過多次「公民會議」。不過，進行研究的學者普遍發現「審議民主」，往往存在一個「理想性」死門，而難以得出「理性共識」的預期效果。
「審議民主」是需要有「平等的溝通」；但平等對話，是需要與會者，就相關議題有一定的「內化」。若從狹義的角度，要求全數與會者對「佔領中環」四部曲有所掌握，那真是有點嚴苛！那便會造成，比較認識議題，或者「大聲」的與會者主導會議，在討論時產生不公平的現象，令其他與會者無法充分表達意見。
早前某「非政治學」本地學者，引用大學的遴選校長，是「教授治校」為例；教授們的專業當然有所不同，但訓練思考和論辯的方法應該是「差不多」的。如果，全港市民也有同樣的基礎，那「佔中審議民主」便會相當高效；無奈，事實並非如此。而筆者亦必須指正，那位學者用「教授治校」來論證「小範圍」特首選舉的合理性，不但離題；甚至會側面「踢爆」選委會成員，是因為具有形同特權的不平等「條件」。此例無助於展開2017年的政制討論；甚至會成為激進佔中者的「啦啦隊」。
至於，港府自今仍未就政改進行諮詢，但即是未有方案，亦要盡快提出「時間表」，否則，當民間提出「一百樣可能」的時候，政府在這場搏弈中，只會越來越被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