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7日 - 平衡狀態下的特區管治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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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新冠肺炎爆發之前，筆者差不多每個月也會獲邀出席最少一次，內地的高級別政治與公共行政（內地稱：公共管理）的專家學者討論。去年的主流討論都是圍繞著建國七十年，國家制度與治理體係的優勢，當中提及的十三種顯著優勢，包括：一國兩制。有趣的情況是，台上發言的主講嘉賓，當談及一國兩制的優越性時，往往是依稿直說，沒有解釋，台下的官員學者只管低頭發笑；令筆者這一位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實在感到不是味意！

認同政治下的制度失效

眾所周知，我們先不說致遠，去年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政治風波，揭示著一國兩制連行穩也成問題，制度明顯出現失效情況；而這個深層次矛盾問題，絕非「樓足民富」便可以解決，而是一國兩制在政治制度的設定時，中央與香港市民的政治需要出現南轅北轍的根本性衝突，特別在政治認同上，設定明顯有利，傾斜向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的排他性，又未能透過權力再分配，做到團結大多數的情况。結果便出現公共行政學上，最差的政府與市民關係，即「你有你管，我有我活」互不交接，對制度完全沒有信任的平衡狀態，當中所指的制度，當然是一國兩制了。

制度無法吸納政治

從這個分析出發，再審視近期的社會熱話，便會發現所有的爭議只是表象，歸根結底就是香港市民在行政主導下，無法透過合理的制度性政治參與，日積月累地對一國兩制，失去了制度信心。在全民自願檢測的記者會上，林鄭月娥批評專家們，認為對檢測提出的疑問：是有政治目的，希望抹黑中央、破壞中央同香港關係的目的。若我們換一個語境，林鄭月娥豈不是證實了，就算只是一件遲來的好事，可惜大家已經不再相信一國兩制了嗎？

又例如，筆者一直認為，從辯證的角度去看，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反對派大勝，一定程度上是好事，原因是即使最激烈的群眾，仍然願意透過既有制度，與政權周旋，這明顯是對制度抱有一丁点希望，最少認為是可行的方法之一。但近期全體立法會議員因疫情而最少延任一年，抗爭派參選人要求立法會泛民議員總辭，這不但顯示了抗爭派參選人的政治利益考慮，更反映了他們以及支持者已經認為，在國安法與DQ前提下，這個制度已經‘玩不下去’了！我們從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進行的調查得知，有61%民主派支持者反對泛民議員留任（筆者理解為傾向總辭），再交差分析黃絲群組中，其中一組最經常出現的理據就是：「拒絕招安」；這種長期被拒於制度之外，而產生對制度的徹底不信任在此表露無遺。

立場先行下的政治真空狀態

政治立場先行，與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所指：將選賢與能思想發展到德才兼備為選拔幹部原則；本身亦存在矛盾，君不見內地今天打一隻蒼蠅，明天打一隻老虎，都是口口聲聲對（共產）黨絕對忠誠的嗎？雖然香港勝在還有ICAC，兩地的情況亦有別，但在全面管治權的主旋律之下，這種政治立場先行的副作用，已經導致行政主導的特區政府，進一步出現著名學者杜贊奇所提出的內卷化現象，由於市民的在地感受、想法及意見無法進入制度內，生活在接近政治真空，無菌圈養狀態下的官員，不但令人感到是不吃人間煙火的雲端施政，更進一步削弱沉默大多數，以至憤怒中年[1]對制度的信心。近月遭受各界劣評的「全日禁堂食令」 ，事後陳肇始表示：當日才發現很多人還要上班；其後羅致光又表示在醞釀政策之時：從來沒有人提出，在戶外工作的人士和清潔工是最受全日禁堂食政策影響。明顯就是政權內卷化所導致，官員在考慮政策時，沒有任何新鮮空氣的後遺症，勞動人民在風雨下遍地開餐的自救寫照，變相對制度又投下了否定一票。

行政主導變霸權
有一點，就是行政主導下，行政機關的凌駕性權力缺乏約束，是容易引起已發展，高知識水平的公民社會反彈與不滿；在權力越大，破壞力越大的邏輯之下，把市民對制度的僅有信心也會摧毀。日前，民主黨的林卓廷被警方以721暴動罪拘控，事後，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陳天柱在記者會上，作出了多翻與公眾認知有明顯落差的陳述，其中一點是指：傳媒直播片段亦充斥虛假、不實，未能全面反映事實，甚至個別媒體選擇性報道，故意抹黑所謂警黑勾結。

筆者從來都鼓勵警方還原真相，香港人苦等了一年，已經叫至聲嘶力竭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也只希望以真相還各方一個公道。因此陳警司代表警方，作出以上陳述時，好應該同時公開警方在當晚所有的行動片段與細節，要知道即使是和平的遊行，警方也全程錄影拍攝，如此大型群眾事件，警方是不可能沒有任何視像記錄佐證。若沒有新證據，而只是單方面陳述警方口中的事實，再以公權力身份，不停反問在場記者問題。市民只會更加討厭特區政府。原因是傳媒的片段，我們還可以選擇性收看，但警方的記者招待會，是具有凌駕性的公權力，傳媒是難以不派員報導，我們也只能接收警方的一面之詞。難道在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情況下，特區政府的目的，是要市民相信，警方的版本才是唯一真相？所謂行政霸權不徑而走，指鹿為馬甚囂塵土，原因即在於此。

忠誠反對派的先決條件

當然，我們可以繼續認為一國兩制是充滿生命力，是現在的肉食者：唔識得玩，玩得差！所以近日才有忠誠反對派的討論，這正正是針對以上提出的問題，而作出的建議。但要忠誠反對派為政府帶來新鮮空氣，而又要活在現有制度框架下的同溫層，實在是有多少痴人說夢。因此，在政治制度不出現根本性的改變，這包括雙普選及政治任命，改變反對派長期被排他的宿命，讓他們有合符比例理的政治權力，同時承擔起制度下應有的責任，讓他們明白政策建議的承擔期限，是有可能跨越任期，禍延政黨發展的持續性後果，管治命運共同體才有機會在香港出現。否則，市民對制度的不信任，只會藉著不同的政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實踐，直至對一國兩制作出全盤否定，這絕非邁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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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葉振東（2015）。（認同政治與階級政治的雙重影響：香港政黨政治的分析）。（頁53至57）。中國：中山大學。

延伸閱讀：陳健民（2020年9月2日）。【不繫之舟】塔西佗陷阱。香港。蘋果日報

政府已經墮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 。徐賁在《暴政史：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中如此解釋此陷阱：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甚麼言論、無論做甚麼事，社會都會給予負面的評價。

大多民眾對林鄭政府的一言一行，不是全盤否定，便是質疑其動機和執行力。全民檢測是否在採集民眾DNA送中？檢測會否帶來更大風險？連陳彥霖的死因聆訊，亦有市民懷疑陳母是替身、證人在威逼利誘下說出編排好的供詞。

這種對權力的懷疑越演越烈，會形成一個視角框框，過濾與既定思維相悖的事實、注視與信念一致的，然後固化成一種意識形態。在暴政下這種「客觀思維」的缺損，是源於政府訊息不透明和官員驕橫跋扈、不按制度和常理行使權力，民眾必須懷疑政府的一舉一動，步步為營方能保護自己。

好像7.21事件，林卓廷在到達元朗前先聯絡警方、在鏡頭前被打到頭破血流，倒過來卻被告暴動。警方更說衝突雙方勢均力敵、旗鼓相當。既然顛倒黑白已是政府的日常，民眾亦無需事事客觀去評價他們的言行，塔西佗陷阱因此形成。但更恐怖的，是暴政並不介意民眾的猜疑，甚至希望它在社會中蔓延，形成一種犬儒主義，對任何事物都嗤之以鼻，最終反而有利暴政的延續。

塔西佗是史學家，敏銳地點出獨裁者如何玩弄權術：偽裝和欺騙、破壞法治、令民眾道德敗壞、利用人的欲望和貪念、運用暴力、讓民眾學會諂媚奉承，嫻熟地運用虛偽的公共語言等。他和後來許多研究暴政的學者都發現，獨裁者在暴力鎮壓以外，秘密警察的監視和民眾互相告密造成的恐懼，以及透過收買、收編、以物質來摧毀精神世界同樣是暴政的支柱。塔西佗點出專制與人性的關係，他看見羅馬帝國的統治仍建基於民眾的怯懦和貪圖安逸，最終卻是共同墮落。

警惕自己　莫被暴政利用

徐賁如此形容暴政下人們的精神面貌：整個社會陷入一種被暴力和恐懼所支配的冷漠、麻痹和奴性狀態，這樣的社會千人一面、平庸低能、道德低下、精神委靡。在這樣的社會裏，言路阻塞、謊言充斥、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劣幣驅逐良幣也。為甚麼平庸低能？因為暴政要求絕對的服從，發號司令和接受命令的人都無需思考，最後變得同樣愚蠢。為甚麼道德低下？因為貪婪或恐懼，人們互相猜疑和舉報。為甚麼精神委靡？因為政權打壓公民社會，人們孤立無援；知識分子無力濟世匡時，惟有獨善其身。譬如埃及人，本來是喜歡聊天、說笑話的民族，卻在沉默寡言的穆巴拉克統治下變得陰鬱而沉默。塔西佗說道德墮落使人變得無精打采，但其本身含有一種神秘的力量，起初會憎惡死氣沉沉，久而久之卻對它戀戀不捨。也許，犬儒心態給人一種免於行動的藉口吧。

香港剛進入暴政時代，人心並未朽壞至此。但我們必須警惕，獨裁者會利用人心之惡去維持其統治。民主政治下，犬儒心態（cynicism）有助產生一種心理距離，冷靜地觀照事物，對權力保持批判。但犬儒心態亦可被暴政利用，讓人對一切標榜精神價值的人與事投以猜疑的目光，達到分而治之的果效。最近有關立法會去留問題，由原則和策略的爭論變成指摘民主派議員只為出糧供樓而尸位素餐，真是正中暴政的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