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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5月31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與泛民議員會面，並在會議中一再強調，中央在香港實施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立場之後，泛民議員隨即表態會堅決反對。即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政改，將有極大機會在立法會中，無法得到三份之二議員支持，而遭否決。早在會面之前，香港各界對是次會面已不抱期望，並認為是各自表達立場的一場‘公關秀’
。所以，在面對現時的政改困局，各方的焦點，並非如何促成政改通過，而是假設政改未來通過之後，香港的政局應該如何走下去，及對之後區議會，立法會的選舉衝擊。
民陣早前宣稱將在政改表決之日，發起10萬人圍堵政總。此舉明顯是挾著去年佔領運動的餘威，認為可以再次發起大型群眾運動。不過，若我們小心分析，便會發現這種宣稱可能是姿態多於實際，即是再有大型群眾運動，也並非以一致行為衝擊政府，而是進一步零碎化，及以「野貓式」為主。
去年的佔領運動，除了是史無前例之外，更重要是揭示了青年人對中央的不信任與距離，及一種以衝擊公權力、自我為中心及「沒有大台（總領袖）」的新社會運動模式。這種模式由於沒有組織性約制，所以非常「易聚、易散」，持久力成疑，及極易過度消耗公民社會的力量。去年79日的佔領，耗用民間對反對派的捐助是數以百萬元計；到12月初，街上的佔領人數已不足數百；近期，學聯掉了半壁江山，便是證明。
在前後不足半年的時間之內，公民社會的力量還在喘不過氣來，根本就難以發起另一次大型佔領運動。加上，政改表決之日與11月的區議會選舉又是不足半年時間。反對派現在各政黨正忙於重整旗鼓，備戰年底以地區工作決勝負的區議會選舉。若現在再栽進一場完全沒有成效，又丟了地區根據地的運動。無疑就等同於政治自殺。
我們從民協馮檢基自去年佔領運動之後，極速把「飯盒會」召集人讓位予公民党梁家傑便可以得知端倪。原因是馮檢基每天都在金鐘與「學字堆（學聯及學民思潮）」開會，完全放棄了深水埗麗閣選區的工作，而被屬建制支持的謝曉虹逼得士進亦憂、退亦憂之境。馮檢基一直以地區工作扎實見稱，也尚且如此，其他「口號第一」的反對派議員，又甚可能掉以輕心呢？所以，從政治利益的考慮，即是反對派已有足夠的實力，也會在較後的時間，投放在區議會選舉中，以保障現時僅有的100席區議員，而非提前在政改表決之時，便亂右投林，浪費資源；要知道香港主流民意的溫度，是極難維持在半年或以上的。
雖然，反對派以固本為主，大型佔領又未見再有卷土從來的可能性；但我們仍需關注，由佔領運動衍生出來的「傘兵」，在年底區議會的選舉意義。這群傘兵是以「被時代選中」，香港民主由我而起的姿態，參與地底的區議會選舉。從江山代有人材出的角度來來看，香港的政制發展，無論反對派，或是建制陣營亦應該如此。但從實際的選舉安排來看，這群熱血有餘的年青人，不但難以取得議席，更有可能是拖了反對派後退，又曇花一現的莽夫行為。
首先，在佔領運動期間，他們沒有在廣場人潮高峰期，做好分區選民登記，只謎戀在廣場的浪漫，而平白浪費了區議會選舉中，最關鍵的組織工作。若當時，他們能夠以全港18區為籃本，利用「社工復興運動」及從事社區發展的社工進行分區組織，相信今天的力量將不容小看。
加上，他們沒有瞭解參與佔領運動的年青人心態，他們除了是對香港民主發展有熱切要求以外，同時間地亦存在著一種‘好奇、好玩’
的越軌行為心態。原因是若非佔領運動爆發，他們是絕對不可能在合法情況下佔據香港的交通樞紐要道。但這種心態並不代表他們有意參政。若以這種群眾基礎去衡量區議會的參選勝算，這將會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畢竟，4年任期的承諾，所付出的勇氣與毅力，將遠較79日的佔領運動成本為高。
再論，傘兵對虛擬世界的存在謎戀，及過份信任。筆者曾與一些有意參與本年區議會選舉的「傘兵」交流，發現他們有一條以臉書上的「贊好」數字，推算得票率的公式。這明顯與我們傳統以「人釘人」策略為主的組織票大為不同，可信性亦低，原因是臉書上的「贊好」，並沒有地域上的限制，即是「贊好」過千，也難以推論是集中在那一個選區當中。
而且，在分區分署上，也沒有做好分析，在資源匱乏，時間不足情況下，應集中力量攻堅，或以「聯防」的方式，讓選民有推陳出新的爆炸性感覺。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大埔區的民主黨黨團，在最高峰時擁在三分之一的議席，有能力在區議會主席的選任上左右大局。如今卻只剩下一席。而脫胎自民主黨的新民主同盟 - 怡富選區任啟邦、富明新選區關永業卻一直守得固若金湯。民建聯內部評估需合最少5位區議員之力，才能有效動搖任關二人。任關二人的選區就在隔鄰，他們就是以聯防的策略，向選民「迴圈」提供服務，讓選民誤以為不停有新的地區服務出爐。
這既省時，又省力的地區工作策略，傘兵們好像完全沒有領悟；反而是盲目地以「連任兩屆，自動當選的建制派」作為進擊目標，於是便出現「東出一個、西出一個」的情況，根本就難以集中力量。即使稍有組組，例如「我們是未來計畫」，相對集中力量在沙田區，也犯了不知彼，不知此的錯誤。
回想2011年區議會選舉，人民力量大舉派出46人參選，表面上追擊民主黨，而最後全軍進墨；但實際上是在地區進行有系統整合，最後發現落參參選人的票數是足以集中在一個選區中，多奪一席立法會議席。新界東的陳志全便是在這個步署之下，成功擠身立法會。
相反「我們是未來計畫」只因為沙田區有多名公民力量議員多次連任而押寶，卻沒想過公民力量與新民黨締結聯盟，在新民党強、公民力量弱的情況下，公民力量在沙田區是生死一戰，絕對不是可選之區。相反，屯門區需是民建聯的根據地，並有多名「連任兩屆，自動當選的建制派」議員不得民心，地方矛盾非常嚴重，即是當區的建制派人士，對民建聯議員亦有微言；如此缺乏支持及後防的選區，他們卻沒有察覺。
所以，根據以上五點，傘兵在香港的參政議政路上，可能只是曇花一現，亦難以在2015區議會選舉中取得議席。但我們還是要面對，及建立與青年人有效的溝通的管道。要知道，從「思政築覺」、「杏林覺醒」等新興組織名字，及構成來看，現時青年人參政議政的組織模式，已經出現「非傳統」組織的新常態。區議會選舉對傘兵來說可能是不可能的任務，但在這種新常態，配合全港性選舉，例如超級區議會議席，黃之鋒之流極有可能承勢而起，所以，這才是重點工作。
至於，培育青年代表，就以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為例。筆者有鑒於去年佔領運動的衝擊，一直認為此人必須符合三個條件：第一：與社福界，尤其青年服務保持良好關係；第二：激進青年對他不要太過反感；第三：引用安子介先生的名言：粉紅色就好了，不要太紅。可惜，現在的劉鳴煒主席好像與這三點，存在一段頗大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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