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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兩會過後，內地就會陸陸續續在不同的大學、研究院進行大大小小的政策研討會。這種做法是配合內地全過程民主的一種非正式制度性安排。內地的全過程民主，其實是隱含着已故社會學大師哈貝瑪斯的審議式民主理論。簡而言之就是凡政策出台之前，都必須經過黨、政、軍、民的充分諮詢討論，凝聚社會共識。內地認為這種政策制定模式，遠較一人一票，全民普選的代議政府更能掌握民意。
不過，審議式民主其實是過於理想化，特別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公民要在不同的公共領域之中，取得同等的資訊、有差不多的認知，再進行理性的政策討論，接近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內地就有一種模式叫：學者論政，就是相關部委會委托不同的大學、研究院就個別議題，例如大灣區、北部都會區、人工智能發展及ESG等，每次邀請大概10至20位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專題研討，由他們為政策背書。因此兩會之後的香港復活節長假期，往往是香港學者的黃金時間，讓我們可以無後顧之憂，受邀出席各類政策研討會。
這類政策研討會通常為期一天，上午是主題討論，下午是分組又或是分題討論，總結之後是同儕之間的工作晚餐，大家可以比較輕鬆地暢所欲言。這個亦我最期待的環節，在「醋」
過三巡之後，往往讓我感受到，有時內地的學者朋友們對香港政策的理解，可能不下於我們。他們的內地視覺，確實令我憶起早前呂大樂教授在《明報》的鴻文：〈香港「志願」清單有否優次考慮〉。因為我的朋友們為香港的志願，提出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就是在優次之先，到底有無考慮清楚！
考慮清楚語境改變
呂教授的朋友質疑：港人何來那份自信？因為香港在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卻有數以十個百年大計。我們所提出的「中心、樞紐」每一個都可能超越2047，造福很多代香港人。但如果從內地的政策語境分析，極其量只是工作計劃，而不是角色與定位。稍有了解黨國體制其制度硬性的朋友，就會知道內地政策文件真的可以是，一字之差便繆之千里。
筆者當然不會懷疑香港在大灣區之中，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但只要我們記憶尚存的話，便會記得早於2004年6月，我們還有一份《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提出9+2政府，同意加強十個領域的合作，涵蓋科教、商業、旅遊等。
那有趣的問題來了，為什麼當時的官宣是9+2政府，而不是11個政府呢？從體制上，我們完全感受到國家對特區的厚愛；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國家希望港澳、特別香港可以擔當「帶頭大哥」的角色，所以才會突出 2 這個定位。
直至2019年，國家正式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香港、澳門、廣州及深圳列為區域發展的四個核心引擎。我們欣喜深圳與廣州的飛快發展，但同時應該清醒，《綱要》已經不再突出香港是「帶頭大哥」 的角色，因為其他兄弟城市已經成長，經濟總量今非昔比。所以大家只要各自努力，有機協調，不要變成九龍治水便可。我們若是過度進取「做多咗」，是有可能造成人民內部矛盾。
這一點，其實早在2015年，我們把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時，時任深圳市市長許勤已經表達得很坦白，直言：「深港合作愈來愈頻繁，矛盾難免，但要考慮深圳同胞的感受。」而我們翻查2024年《國務院正式批覆深圳城市定位再升級》文件顯示，深圳市核心功能定位是發揮全國性經濟中心。（註1）這個清晰的定位不但讓深圳一鳥在手，在一國為根的前提下，既可以與香港合作、又不會成為第二個國際金融中心。否則香港還有什麼可以貢獻呢？
以有涯隨無涯，殆矣！
孫子兵法《兵勢篇》有云：治眾如治寡，意思是管理好一隊軍隊，如同管理好自己一樣。因此我們要知道，人是有所長、亦有所限。政府既是執行民意的載體，就不可能是無限。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深圳、廣州不會口出什麼三大、四大、甚至八大中心。因為內地的體制，官員的任期亦是有限制，一屆政府匆匆數載，只要辦好一大中心，就已經足以感謝黨和國家。政策若是千頭萬緒，不但會讓人感到概念當政績，還會有機會留下未完的神話⋯⋯與債務給下屆政府，在內地的人事處留下不良的風評，影響官運。
加上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不是貶義，是褒義！稍為讀懂國情的官員都應該知道，國家幅源廣大，狀況特別多，所以很難一條法令、一道政策全國實施。所以內地的立法邏輯叫：原則性立法。最重要是講原則、講底線，然後落到不同的省市縣鄉鎮區，就因地制宜，落實執行。
所以有時我們會聽到：準確貫徹落實、全面準確落實，背後的意思就是說：你還是攪不懂分寸！眾所周知香港人很喜歡上班，「打工仔」的心態往往會以為老闆認為你做得不夠，但套用在國情，過猶不及同樣是不準確呢！
所以內地的各級政府，當看到中央有政策出台，首先會關注政策傾斜與資源分配，其次就是會根據（Dolowitz & Marsh, 2000）所提出的政策轉移理論（註2），就在地情況進行部份轉移，而不會照單全收，以免給人民聞雞起舞的壞印象。
考慮清楚人民的期望
最關鍵一點是，內地的官員都明白精英決策模式是存在施政死角。在黨國體制之下，政府的鴻鵠之志，不一定代表人民實際所需。近年各地偶然出現的民生維權衝突，歸根究柢都是這種施政落差。
所以為什麼調研、巡查制度那麼重要，目的就是要掌握最真實的民意，把矛盾解決於萌芽之時，降低誤判形勢風險。因此我們很少會聽到內地的合理維權，會被上綱上線到成為國安風險，這就證明了制度在有效運作，沒有讓別有用心之徒得逞。當人民的意見，甚至懷疑、憂慮得到充分反映和合理回應，社會共識得到凝聚，政策自然水到渠成。而不是先有藍圖，再要求大家「搭棚」表一個態，這就是本末倒置、是一台戲。
筆者慶幸師承已故宋立功博士，又曾在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任教，擔任中國政府與政策課程主任多年，所以才對國情有點皮毛小認識，但始終書到用時方恨少。加上我從來沒有在內地及香港當官，要一介草民的筆者，一如內地的國之棟樑，考慮清楚那麼多施政問題，實在有點強人所難；能夠經常和他們坐而論道，便已經此願足矣！
註：
（1）南方日報（2024年10月11日）。〈國務院正式批覆深圳城市定位再升級都市核心區再擴容〉。中國新聞網。取自：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10299588.shtml
（2）Dolowitz, D. P., & Marsh, D. (2000). Learning from abroad: The
role of policy transfer in contemporary policy-making.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3(1),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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