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報章看到了呂大樂教授的鴻文，題為〈發表預算案屬常規 政府表現如遭「突襲」〉（刊2025年3月7日《明報》）。文中提出了兩個非常好的公共管理觀察：第一，特區政府低估財政預算案的反彈，而且沒有做好預案；第二，「紅隊」的作用應該是失效了！最後可能導致市民變得「冇心機講」、「冇你咁好氣」、「唔想再講」、「講嚟無謂」、「講嚟嘥氣」。
「全面管治權」需留空間
文章引起筆者反思，當初中央「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之目的，就是要體現與推動賢能政治。理論上呂教授的觀察，是不應該出現在「由治及興的過程中」的香港。關鍵就在於「全面管治權」是需要留有空間，張冠是不能李戴。
在「全面管治」下的香港，硬制度與內地趨向類似，是無可避免的；但制度可以改，選拔人才的模式沒有變，制度便沒有了靈魂。
內地的政策制訂過程，是追求一種慎議式民主，是透過協商取得民意，成為制訂政策的根據。惟百川匯海，都總要有人做梳理工作。在黨國體制下，負責組織建設的部門便發揮了重要作用。黨員自正式入黨的一刻開始，便要恒常接受考評，餘此類推。理論上，黨總書記要得到9000多萬黨員擁戴，成為第一把手是要經過無數的群眾考驗，拾級而上，才能登頂！在如此龐大黨員數字之下脫穎而出的領導，當然就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中共由上而下的精英決策模式，長年行之有效，就是在於黨員人數實在太多，在制度內已經形成一個激烈的競爭機制。
反觀香港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員，大部分沒有領受過幾千萬黨員的群眾歷煉。另一部分是長時間「窩」在公務員系統的行政官員，他們不但長期與民眾存在距離，跟「精英」兩字，除公開考試成績以外，恐怕也相距甚遠！
紅隊之「紅」 體現於反對意見而非政治正確
話雖如此，那制度上又有沒有補救方法呢？答案就是「紅隊」。政府內部的紅隊應該可以補足官員盲點，並把民意帶入政策制訂過程中。為什麼在今年這份預算案中，又好像看不到紅隊的作用呢？重點就在於紅隊的「紅」，是體現在反對意見，而非政治正確。但「愛國者治港」的本質就是表態政治行為，政治不正確是難以存在於體制之中。若紅隊的組成是根據以上邏輯，政策的制訂便難免出現「內捲」，無法把逆耳忠言帶進核心內圍了！
其實紅隊在不同政治體制中，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為什麼其他體制又可以做到「力用紅隊」，令政策出台時可以達到海納百川的效果呢？那就是因為其他政治體制的預設，是為反對派留有一種互惠互利的生存空間。執政黨需要在內部率先聽到反對派意見，以便政策出台時不會造成社會撕裂，又或是在政策質詢時，被批評得灰頭土臉。例如新加坡執政人民行動黨在政策檢討之時，既快又準，就是他們正視反對派的意見；在野黨或異見人士，部分也樂意加入紅隊，原因是他們想了解執政黨執政思維與政策制訂邏輯，為下次選舉做準備。
就是這種家家有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令不同政治力量在制度內有一種灰色的合作空間。我們經常聽說「反對派唔會去到盡」，道理即在於此。
可惜，上述兩種情况似乎都未在香港政治體制內得到體現。或者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回顧一下「一國兩制」的初心，就是「接受差異，容許矛盾」。政府應鼓勵市民，在無國安之憂的情况下為民生社稷大鳴大放，以防政府與公民社會活在管治的平行時空之中。到時，便非「冇心機講」、「冇你咁好氣」、「唔想再講」、「講嚟無謂」、「講嚟嘥氣」足以形容。
作者是政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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