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4日星期五

葉振東(2025年3月14日)。〈預算案的啟示——回應呂大樂教授)。《明報》。

取自: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7%80%e9%bb%9e/article/20250314/s00012/1741881708802/%e8%91%89%e6%8c%af%e6%9d%b1-%e9%a0%90%e7%ae%97%e6%a1%88%e7%9a%84%e5%95%9f%e7%a4%ba-%e5%9b%9e%e6%87%89%e5%91%82%e5%a4%a7%e6%a8%82%e6%95%99%e6%8e%88


早前在報章看到了呂大樂教授的鴻文,題為〈發表預算案屬常規 政府表現如遭「突襲」〉(刊202537日《明報》)。文中提出了兩個非常好的公共管理觀察:第一,特區政府低估財政預算案的反彈,而且沒有做好預案;第二,「紅隊」的作用應該是失效了!最後可能導致市民變得「冇心機講」、「冇你咁好氣」、「唔想再講」、「講嚟無謂」、「講嚟嘥氣」。

 

「全面管治權」需留空間

文章引起筆者反思,當初中央「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之目的,就是要體現與推動賢能政治。理論上呂教授的觀察,是不應該出現在「由治及興的過程中」的香港。關鍵就在於「全面管治權」是需要留有空間,張冠是不能李戴。

在「全面管治」下的香港,硬制度與內地趨向類似,是無可避免的;但制度可以改,選拔人才的模式沒有變,制度便沒有了靈魂。

內地的政策制訂過程,是追求一種慎議式民主,是透過協商取得民意,成為制訂政策的根據。惟百川匯海,都總要有人做梳理工作。在黨國體制下,負責組織建設的部門便發揮了重要作用。黨員自正式入黨的一刻開始,便要恒常接受考評,餘此類推。理論上,黨總書記要得到9000多萬黨員擁戴,成為第一把手是要經過無數的群眾考驗,拾級而上,才能登頂!在如此龐大黨員數字之下脫穎而出的領導,當然就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中共由上而下的精英決策模式,長年行之有效,就是在於黨員人數實在太多,在制度內已經形成一個激烈的競爭機制。

反觀香港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員,大部分沒有領受過幾千萬黨員的群眾歷煉。另一部分是長時間「窩」在公務員系統的行政官員,他們不但長期與民眾存在距離,跟「精英」兩字,除公開考試成績以外,恐怕也相距甚遠!

 

紅隊之「紅」 體現於反對意見而非政治正確

話雖如此,那制度上又有沒有補救方法呢?答案就是「紅隊」。政府內部的紅隊應該可以補足官員盲點,並把民意帶入政策制訂過程中。為什麼在今年這份預算案中,又好像看不到紅隊的作用呢?重點就在於紅隊的「紅」,是體現在反對意見,而非政治正確。但「愛國者治港」的本質就是表態政治行為,政治不正確是難以存在於體制之中。若紅隊的組成是根據以上邏輯,政策的制訂便難免出現「內捲」,無法把逆耳忠言帶進核心內圍了!

其實紅隊在不同政治體制中,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為什麼其他體制又可以做到「力用紅隊」,令政策出台時可以達到海納百川的效果呢?那就是因為其他政治體制的預設,是為反對派留有一種互惠互利的生存空間。執政黨需要在內部率先聽到反對派意見,以便政策出台時不會造成社會撕裂,又或是在政策質詢時,被批評得灰頭土臉。例如新加坡執政人民行動黨在政策檢討之時,既快又準,就是他們正視反對派的意見;在野黨或異見人士,部分也樂意加入紅隊,原因是他們想了解執政黨執政思維與政策制訂邏輯,為下次選舉做準備。

就是這種家家有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令不同政治力量在制度內有一種灰色的合作空間。我們經常聽說「反對派唔會去到盡」,道理即在於此。

可惜,上述兩種情况似乎都未在香港政治體制內得到體現。或者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回顧一下「一國兩制」的初心,就是「接受差異,容許矛盾」。政府應鼓勵市民,在無國安之憂的情况下為民生社稷大鳴大放,以防政府與公民社會活在管治的平行時空之中。到時,便非「冇心機講」、「冇你咁好氣」、「唔想再講」、「講嚟無謂」、「講嚟嘥氣」足以形容。

作者是政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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