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目重溫：http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young_politician/episode/101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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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30日星期日
2025年3月23日星期日
2025年3月21日星期五
2025年3月20日《嶺南大學》分享：淺淡社會創新理論 - 分享香港善導會【天愛坊】的社區實踐策略與影響
相關報導：
歐文瀚（2025年7月22日）。〈JUPAS最後改選結束-嶺大1課程競爭最激烈-近51人爭1學位〉。《星島頭條》。取自：https://www.stheadline.com/edu-news/3475556/
//競爭最激烈的課程則是嶺南大學的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健康及社會服務管理，有407人競爭8個學額，近51人爭一個學位。//
2025年3月16日星期日
2025年3月14日星期五
葉振東（2025年3月14日）。〈預算案的啟示——回應呂大樂教授）。《明報》。
早前在報章看到了呂大樂教授的鴻文，題為〈發表預算案屬常規 政府表現如遭「突襲」〉（刊2025年3月7日《明報》）。文中提出了兩個非常好的公共管理觀察：第一，特區政府低估財政預算案的反彈，而且沒有做好預案；第二，「紅隊」的作用應該是失效了！最後可能導致市民變得「冇心機講」、「冇你咁好氣」、「唔想再講」、「講嚟無謂」、「講嚟嘥氣」。
「全面管治權」需留空間
文章引起筆者反思，當初中央「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之目的，就是要體現與推動賢能政治。理論上呂教授的觀察，是不應該出現在「由治及興的過程中」的香港。關鍵就在於「全面管治權」是需要留有空間，張冠是不能李戴。
在「全面管治」下的香港，硬制度與內地趨向類似，是無可避免的；但制度可以改，選拔人才的模式沒有變，制度便沒有了靈魂。
內地的政策制訂過程，是追求一種慎議式民主，是透過協商取得民意，成為制訂政策的根據。惟百川匯海，都總要有人做梳理工作。在黨國體制下，負責組織建設的部門便發揮了重要作用。黨員自正式入黨的一刻開始，便要恒常接受考評，餘此類推。理論上，黨總書記要得到9000多萬黨員擁戴，成為第一把手是要經過無數的群眾考驗，拾級而上，才能登頂！在如此龐大黨員數字之下脫穎而出的領導，當然就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中共由上而下的精英決策模式，長年行之有效，就是在於黨員人數實在太多，在制度內已經形成一個激烈的競爭機制。
反觀香港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員，大部分沒有領受過幾千萬黨員的群眾歷煉。另一部分是長時間「窩」在公務員系統的行政官員，他們不但長期與民眾存在距離，跟「精英」兩字，除公開考試成績以外，恐怕也相距甚遠！
紅隊之「紅」 體現於反對意見而非政治正確
話雖如此，那制度上又有沒有補救方法呢？答案就是「紅隊」。政府內部的紅隊應該可以補足官員盲點，並把民意帶入政策制訂過程中。為什麼在今年這份預算案中，又好像看不到紅隊的作用呢？重點就在於紅隊的「紅」，是體現在反對意見，而非政治正確。但「愛國者治港」的本質就是表態政治行為，政治不正確是難以存在於體制之中。若紅隊的組成是根據以上邏輯，政策的制訂便難免出現「內捲」，無法把逆耳忠言帶進核心內圍了！
其實紅隊在不同政治體制中，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為什麼其他體制又可以做到「力用紅隊」，令政策出台時可以達到海納百川的效果呢？那就是因為其他政治體制的預設，是為反對派留有一種互惠互利的生存空間。執政黨需要在內部率先聽到反對派意見，以便政策出台時不會造成社會撕裂，又或是在政策質詢時，被批評得灰頭土臉。例如新加坡執政人民行動黨在政策檢討之時，既快又準，就是他們正視反對派的意見；在野黨或異見人士，部分也樂意加入紅隊，原因是他們想了解執政黨執政思維與政策制訂邏輯，為下次選舉做準備。
就是這種家家有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令不同政治力量在制度內有一種灰色的合作空間。我們經常聽說「反對派唔會去到盡」，道理即在於此。
可惜，上述兩種情况似乎都未在香港政治體制內得到體現。或者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回顧一下「一國兩制」的初心，就是「接受差異，容許矛盾」。政府應鼓勵市民，在無國安之憂的情况下為民生社稷大鳴大放，以防政府與公民社會活在管治的平行時空之中。到時，便非「冇心機講」、「冇你咁好氣」、「唔想再講」、「講嚟無謂」、「講嚟嘥氣」足以形容。
作者是政治學者
延伸閱讀：
呂大樂. (2025年3月7日). 筆陣：發表預算案屬常規 政府表現如遇「突襲」. 明報. 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7%80%E9%BB%9E/article/20250307/s00012/1741277651040/%E7%AD%86%E9%99%A3-%E7%99%BC%E8%A1%A8%E9%A0%90%E7%AE%97%E6%A1%88%E5%B1%AC%E5%B8%B8%E8%A6%8F-%E6%94%BF%E5%BA%9C%E8%A1%A8%E7%8F%BE%E5%A6%82%E9%81%AD%E3%80%8C%E7%AA%81%E8%A5%B2%E3%80%8D-%E6%96%87-%E5%91%82%E5%A4%A7%E6%A8%82
回顧今年這份財政預算案，由準備出臺到正式公開發表的整個過程，有點像一次「沒有人策動的突襲」，又或者是「無緣無故的自我引爆」——開始時大安旨意、「坐定粒六」，後來雖未至於「裙拉褲甩」，但前前後後顯得進退失據，「面懵懵」收場。
本來大多數人均以為，特區政府領導層一早便為這份財政預算案做好準備，事關財赤並非今天才發現的事情，而且明知一定會被問到有何具體的應對辦法，一切都應該在預料之內，在出臺前的排演過程中，便應該事先將各種疑問、批評統統列入FAQ（常見問題），到面向媒介、議員、相關利益團體時，對答如流，打漂亮的一仗。再加上現時在香港的政治生態環境裡，再沒有反對派諸多刁難，政府領導理應把形勢盡在掌控之中、順利過關。可是，結果卻是另一回事。
當然，那又如何呀？若問今天有很大的反對聲音或猛烈批評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惟這代表廣大群眾熱烈地團結在特區政府領導層左右，全力支持政府的公共財政管理方向和手段嗎？相信答案是未必。那究竟目前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關係，是處於怎樣的一種狀態呢？（引用漫畫《老夫子》的常用語）耐人尋味。
為什麼一個常規的程式，依然會搞得有點狼狽呢？這真的不容易理解。理論上，特區政府領導層強調內部設有「紅隊演練」程式，對施政過程中有可能遇到的阻礙，具備預視的能力，什麼疑問、批評、反對意見，早就充分考慮，於是兵來將擋、逐一回應。不過，現實中卻似乎是另一回事——特區領導的表現猶如遭遇一次「突襲」一樣，聽到社會的聲音之後，才好像恍然大悟，原來大家另有看法。
踏入2025年 原本「戲軌」無法再演
或者，政府領導曾以為只要（看似）很有信心地表示「財赤可控」（例如赤字在1000億元「樓下」），堅定地確認在若干年內便可回到收支平衡狀態，其他枝節（例如哪些開支需要刪減？哪些收入要增加？）全屬技術性的問題。既然政府財赤是過渡性的問題，經濟環境改善之後，便不是什麼大問題。再者，面向積極投入大灣區發展、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大勢，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大氣地踏步前進，不應因一時逆境而退縮、不敢做重大投資。
豈料，踏入2025年之後，民情起了變化，逐漸浮現種種不滿。原來的「戲軌」演不下去，特區政府「揦手唔成勢」，由大家所期望的由領導們來帶領討論，演變為「你有你講，我有我講」，而不會凝聚再而轉化為願景、方向、目標。到最後，還是總會有一份財政預算案的，只是今年肯定會留下一大串問題（例如如果經濟環境沒有改善，那麼公務員繼續凍薪？），且看一年之後，特區政府領導們會否做好準備，以免又一次被動地遭環境、形勢拖著走。
議員「適度友善」 塑造新政治生態
或者，只有「紅隊演練」還未足以強化特區政府領導層的預視能力。要提高政府管治能力，也需要有真正能夠發揮監督作用的議會，來督促政府認真考慮和照顧社會上不同利益、觀點。議員們「適度友善」，是現時議政的特色之一。不過在實踐過程中，「適度友善」卻往往表現為「冇乜嘢講」，一次又一次的未有給特區政府領導層提出預警，從旁協助完善施政。而這樣的政府與監督人的互動，久而久之反過來塑造出新的施政生態環境。
在此我們需要對新聞媒體、建制派公平一點，不應批評他們沒有提出疑問、評語。他們的確有提問，但在今天新的政治生態環境裡，政府領導層逐漸習慣了「短問短答」，答過問題之後，仍無助于進一步做好施政的解說。
舉例：政府提出減省某一項支出，被問為何這樣做，近期官方樣板回應是「這樣可以精准地做×××」。討論完畢。其實那個官方答案需要進一步說明：為什麼經費由這個項目轉到另一種使用的安排，會有更好效果？那是基於什麼資料、資料來支援這樣的調動呢？如何評估經過調動之後，效果會比較未經調動更為理想？媒介和議員們沒有追問，官員也就沒有解釋；單憑「精准」兩個大字，便以為全港市民「一定收貨」。「精准」本身不是答案，也不是結果。不斷重複「精准」兩字，其實什麼也沒有解釋。難道政府領導層及他們的顧問認為，這樣的答案會令市民滿意？耐人尋味。
「預咗冇乜嘢講」 沒有做好問與答
另一個例：政府提出一項征費，但初步聽到一些反應，又考慮收回；被問為何有這樣的改變，近期官方回應是「會研究」。討論又告一個段落。沒有人追問，難道在提出征費之前沒有做研究嗎？而現在才研究（或再研究），究竟打算研究些什麼？適當的追問，應該可以督促政府實踐科學施政、更有效與市民溝通。惟現在卻因為「預咗大家冇乜嘢講」，連問與答都沒有做好。低水準的政策解說能力，是在特定的社會政治條件下形成的。
值得擔心嗎？其實也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如前面所講，無論如何我們總會有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再拖多一段時間之後，民眾自然會變得「冇心機講」、「冇你咁好氣」、「唔想再講」、「講嚟無謂」、「講嚟嘥氣」……
呂大樂香港教育大學客席研究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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