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議長維斯特奇爾率團歷史性訪問台灣，引來外長王毅猛烈評擊，表示捷克此舉即與十四億中國人為敵，必須付出沉重代價。言論隨即引起歐洲列國強烈反彈。
法國外交部發言人艾格尼絲表示，「歐中關係必須建立在對話、對等原則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這是深化我們夥伴關係的基本條件；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任何對（歐盟）成員國的威脅都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對捷克共和國表示聲援。」而德國外長馬斯以歐盟的名義表示：「在外交政策上，歐盟團結一致，並尊重其他夥伴，我們希望反之亦然，威脅恫嚇不合適。」繼德法兩大國發表聲明之後，與捷克本來同屬一國，同氣連枝的斯洛伐克，總統查普托娃表示不能接受中國的威脅。成為歐洲第一位對中國的批評作出反擊的國家元首。維斯特奇爾訪台激起千層浪，歐洲反華力量突然有了聚焦點，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更稱中國是一個「新帝國」，明顯在他們的眼中，中國已經走上了國強必霸的道路。
小國的反動
不過有趣的問題是，中國一直強調和平崛起，在這一個人口龐大，仍在上升的市場中，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為什麼歐洲列國會如此嗤之以鼻呢？我們從戰後這數十年的國際關係當中，可能可找出端倪。首先，就是中國的崛起明顯已從胡錦濤年代的一流國家行列（First Class Power），走向習近平年代的世界強國前列（World Class Power）。歷史證明，強國自恃經濟優勢，往往在政治上把持國際組織，犧牲小國利益，令到小國深惡痛絕。
早在聯合國成立之初，便被美國長期把持。東西方冷戰時期，北約與華沙公約國大量扶植附庸國，目的就是要在戰爭時，以小國的土地換取戰爭的空間。當時捷克、斯克伐克這類國家，便長期陷於被操控的環境下爭扎求存。一場新型肺炎，列國又發現，世衛早已在中國及其帶領下的 77 國集團股掌之內。小國對這類國際組織，長期充滿著無力感與不滿；就在這場國際組織難以看出貢獻的世紀疫症下，小國便乘勢鬆綁，跳出既有國際秩序，目的就是在可預見中國稱霸的情況下，率先離開他的影響範圍，避免再被另一個大國操控。捷克此舉一來就是要尋求擺脫大國壓力的生存之路，若能激起其他小國的回響，便有條件在地球村內，開闢一個小國生態圈。
中國模式的批他性
除了脫離大國的操控以外，這批小國能夠跨越千里，連結台灣；另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條件，就是對一些普世價值的共鳴。我們很多時候會說，這是一種共同文化，共同價值觀，例如民主、自由、法治之類。但從另一個政治學的角度分析，這是人類經歷無數次的分爭之下，建立下來的，以相互尊重為本的「共同規則」；我們可以通俗地理解這種共同規則，是一種主流。他不但為彼此提供了共同的語言，還可以避免了戰爭的發生。
這種共同規則在歐洲的政治沿革中，扮演著非常重要角色；原因是歷史上歐洲本來就是一個多種民族，九洲萬國，極易發生軍事衝突的地方。就算是民族與國家、民主與自由這些概念，各國解讀亦有不同。直至近代東西方冷戰結束，意識型態淡化的情況下，各國重新思考定位時，相互尊重令他們找到了一個新的平衡點，而這個新的平衡點，無論在背景、處境、語言與價值觀方面，都與台灣有接合的空間。
相反，中國自蘇共倒台，已經成為了全球最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江澤民年代奉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到習近平推行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當中，中國向世界展示的中國路，的確只有中國，亦可能只適合現在的中國執行。其他國家既非薩托利所形容的：霸權政黨（即只有一個政黨執政，圍繞著若干個較小的次級政黨，以特許方式生存），更不用說內化成為強而有力的政治制度；即別樹一格的中國模式是先天存在著排他性與多方限制，而難以與其他國家產生共鳴。最簡單的例子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磨擦日多，但每當中國表態時，我們極少聽到中國的友邦會表示：聲援中國。這不但反映了中國的主要盟友，例如非洲列國只是利益結合共同體以外，更關鍵是中國既是強國，盟友又不是奉行中國模式，請問又如何聲援呢？
「被定義」下的厭惡感
我們根據 1953 年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發現當這種獨特的中國模式，搭上了一帶一路的高速列車時，便有可能出現違反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甚至是硬要別國，一同擁抱中國夢。還記得，在 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時，公佈一帶一路為「國家戰略」之時，筆者已經認為中印衝突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原因是中國的海上絲路，把印度洋完全包括在內，而這個設定之先，筆者頗為相信中國是未得到莫迪政府的同意，隨後印度牽頭的 16 國海上軍演，明顯就是向中國表達不滿。
印度的反彈就是討厭「被定義」，特別是被中國定義。這種反彈又是一種共同規則，引起國際間共鳴的表現。我們試回想一下，歐洲的小國，在過去多個世紀就是不停被大國定義，而產生了一種厭惡感。至今，我們從波蘭一些餐館，仍保留德語、俄語餐牌便可見一班；亦因為這種漂泊，令他們出現不同程度上的民族認同覺醒。在台灣，早在陳水扁年代，便大肆宣傳延平郡王祭，以鄭成功設府治台，為台灣正史之始；2011年開館，在台南的台灣歷史博物館，我們俯入展館，便看到數億年前的台灣先民生活狀況，這遠較華夏五千年文化還要早。早前，台灣的故總統李登輝，表示自己曾經是日本人，也是台灣人；他背後的潛台詞，並非單純否定中國人的身份，而是要說明，我有權選舉我是什麼人！
中國模式的拌腳石
還有最後一點，就是唯物辯證法令中國難以掌握後物質主義的政治經濟動態。近年中國與國際間的衝突爭議，我們經常會聽到，外交部的陳述往往是指責：不符合他國利益、放棄最大市場，與十四億中國人為敵之類。這種論述，明顯是從「我（即中國）」的角度出發，這種精英決策的解讀，似乎沒有了解到。在後物質主義年代，不少國家已回歸到追求精神文明、簡撲生活，夠用即可的社會。
例如：高速的 5G 網絡與意大利的路邊攤，只售 1 歐元的特濃咖啡相比，筆者相信不少意大利人仍會選擇 Espresso，因為這是一種「有溫度」的社交。至於方便的支付寶與筆直的日元比較，筆者又相信不少日本人，仍是鍾愛以現鈔消費，因為這是代表了賣買雙方的誠信。筆者曾經很多年前，非常土氣地，向台灣政府的朋友，詢問最流行的伴手禮還是：鳳梨酥、豬肉鬆、牛肉乾嗎？豈料他輕鬆地回了我一句：我們送給大家最好的伴手禮就是「文化」。這句直教我汗顏的回答，令我意識到各國的孔子學院若能有效地把華夏文化輻射四海，應該不會陸續「被關門」。中國對後物質主義認識有限，他們應該明白到僅以經濟利益作外交手段，這種利益結合共同體，是會隨著利益消失，總有瓦解的一天！
根據以上的分析及巴斯所言：「無論何時、何地、群體認同的情感都是排他性的。」這種群體認同明顯是可以跨越國界。難怪在台灣的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相信將會有更多歐洲國家訪台。而中國模式，若是「世界走向中國的中心」，恐怕中國將難以「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了！
維斯特奇爾2020年8月31日 在台灣政治大學演說全文中譯本
親愛的女士們、先生們，（中文）大家好！
真的很高興有機會跟我的同事們一起，造訪你們的寶島（Formosa），你們美麗的島嶼，你們的台灣。因此，我想要熱情地特別向所有住在台灣的人民致上問候，並且對你們說，你們為了發展你們美麗的島嶼以及你們的自由和民主所投注的力量、勇氣與能量，讓我感到無比欽佩。
同時，我想在演說一開始，提起另一件讓我感到非常遺憾的事。我遺憾沒有任何捷克參議院議長更早就來台灣訪問，我遺憾在我們首位以民主方式產生的總統哈維爾造訪台灣並發表演說之後相隔16年，才有捷克參議院議長來到台灣和這所大學訪問。
但我為捷克方面的耽擱做了一些補償，也就是以在任政治人物的身分來訪，而且此行獲得我國國會上院，也就是參議院的支持。參議院是捷克民主的安全機制，而且我個人認為，它是捷克共和國最民主，也最自由的機構。
同時，我相信歐洲民主國家的其他政府高層以及歐盟本身的代表，將逐漸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民主延誤」，而且不久後也將訪問台灣。
哈維爾2004年訪問政大時雖然已經不是總統，但他仍是、而且永遠都會是我們捷克人的總統，也是捷克現代民主與自由之父，就像李登輝總統開創了貴國的民主與自由。
講到哈維爾及其家人，我要離題一下。比哈維爾總統早很多年訪問台灣的，是他的夫人奧加‧哈維洛娃（Olga
Havlová，註：1996年1月因癌症病逝）。她在1990年以善意委員會（Committee
of Good Will）會長的身分，應台灣慈善機構邀請前來訪問，這已經是30年前的事。我提到此事的原因之一，在於我們身為男人應該要瞭解，女人有時比男人更清楚而且更早知道什麼是好的，而且有時她們更有勇氣。
在我純粹個人聯想、與此事實無關的架構下，我要補充一點：我們捷克的總統不建議我訪問台灣，而我很高興，你們最近在台灣讓一位女性總統當選連任。我很期待跟她見面。我知道她支持我訪問台灣，也支持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我對這點十分感激。
無法承擔苦痛、展現勇氣 就無法維護民主
接著我要談今天的第一個主題。我認為，如果無法承擔苦痛、展現勇氣，就無法維護民主。我想針對這點做一些闡述。
各位知道，台灣和捷克兩國為了贏得自由和民主，曾經走過艱困的道路。我們彼此的民主道路有若干相似之處，但也有所不同。因此，請容許我談談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後來的捷克走向完全民主與負責任的自由的道路。這條道路可能永無止境。我想，這樣的討論對大家可能會有益處，甚至有所啟發。
捷克在歷經超過40年的高壓統治後，1989年在「絲絨革命」中爭取到自由與民主。我們在1989年11月贏得自由與民主，但在那之前，我們有非常多的人，我甚至會說是絕大多數的人，並未強烈反抗捷克當時的共黨高壓極權體制或共產黨政府。我們照常上班，為了購買稀少的物資大排長龍，上電影院看不得不看的蘇聯影片，參加不得不去的共產黨慶典。
我們不滿，我們不自由，但除了批評國內那些不會因批評而出事的問題以外，我們保持緘默。我們多數人沒有勇氣改變任何事。其實，我認為情況比這更糟。除了若干著名的例外，我們害怕，不敢抗議，不敢追求改變，不敢反抗極權體制，不敢大聲說出不同的意見。我們常說，幾乎每個人都閉上嘴巴，繼續過日子。
對，當時有些勇敢和自由思考的個人，即所謂的異議人士，他們不閉上嘴巴過日子，但因此遭到迫害，被秘密警察持續監控。一般民眾對這些人往往缺乏興趣；我們過著不自由的生活，避開那些人，去捷克酒吧喝捷克啤酒，或者躲在自家院子圍籬或房子牆壁的後面。
較仔細觀察且活躍的人顯然注意到，特別是在1988和1989年，捷克的社會氛圍在快速改變，對共黨政權的不滿以及捷克人民對自由的嚮往逐漸增強。儘管如此，1989年11月絲絨革命這個自由的勝利來得如此之快，出乎我們許多人的意料。在1989年11月17日 國際學生日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日子，年輕人，尤其是學生們發揮勇氣，與少數異議人士攜手，包括其中最知名的哈維爾，給了我們能量和力量，讓我們在絲絨革命中獲得自由，而我們也就像我剛才所說，展開了建設「完全民主」這個永無止境的過程。
捷克學生1989 vs. 台灣野百合學運
我不確定這樣的比較是否夠精確，但根據我對台灣歷史與台灣民主發展的理解，捷克學生在1989年的勇敢程度及所扮演的角色，與1990年3月的台灣學生十分近似。當時，你們的學生與民眾發動「野百合運動」，在總統府附近的廣場靜坐，要求真正民主的國會選舉與總統直選，這是台灣追求民主過程的突破點，一如1989年11月對捷克的意義。這就是我們兩國的學生，1989年11月在我國、1990年3月在貴國。有些人還說我們幾乎沒有共通之處。事實正好相反！
我曾任教職，因此感到榮幸、也認為別具象徵意義，自己能夠在頗具聲望的國立政治大學提醒大家，記得捷克與台灣學生在我們共同為自由與民主奮鬥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大聲感謝和讚賞他們把民主帶給我們兩國的勇氣和功勞。
再次感謝你們，也容我提醒大家，學術自由與自由的學術園地是民主的重要支柱。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絕不會不拚搏就承認失去自由
我提起這些，不僅是要讓我們多加思考兩國的共通之處，也為了要做一個告白。
在1989年11月之前許多年，我與多數捷克人一樣，雖然不喜歡共產主義，同時嚮往自由，卻置身事外，向命運妥協，基本上在公開場合保持緘默。因為有勇敢的學生與異議人士，以及同樣重要地，來自西歐和美國等民主力量的支持，1989年11月出現了真正可贏得自由的機會。於是，我向自己承諾，要積極奮鬥，努力善用這次機會。當時是1989年底，到了1990年，我就步入政壇，成為（哈維爾創建的）「公民論壇」（Civic Forum）候選人，並在美麗的小鎮泰爾屈（Telč）當選民意代表。
一開始從政，我就對自己發誓，絕不再被動、順服；我發誓，再也不會不拚搏就承認失去自由。而至今依然重要的是，我絕不會順從或接受任何足以削弱我們獨立性、主權與獨特性，甚至有損世界任何地方自由與民主的建議，即使建議來自最高層、最有權勢的代表，例如總統本人，也是一樣。我再說一次，「世界任何地方」！
既然發了誓，就要信守。行動是最好的語言，因此我來到台灣，站在各位面前。謝謝你們邀請我來到你們美麗、自由而民主的國家！
各位女士、先生，真正支持民主的人士顯然都知道，具民主思維的國家所尊重的價值相同，而且他們應該團結一致。民主國家應該相互支持，並且支持其他正在為民主奮鬥或可能受到強權威脅的國家。因此，我們有義務共同支持香港，有責任共同支持自由的白俄羅斯！
我的前任、已故捷克參議院議長柯佳洛（Jaroslav Kubera）依循民主國家應彼此合作的道理，決定訪問你們美麗的國家台灣。他後來遭受強大壓力，被要求打消訪台計畫。壓力既來自中國大使館，不幸地，也來自我國政府最高層的其他代表。不過，柯佳洛從未放棄訪台意願，儘管他得面對極大壓力和困擾。
很遺憾，我們永遠無法得知他的猝逝，有多大程度是這個壓力和無所不在的困擾所造成。我們對他的死深感震驚，他的家人尤其痛苦。但願他心愛的遺孀薇拉．柯佳洛娃（Věra Kuberová）今天也能在場。她雖然非常想要一起訪台，但醫師顧及她目前的健康狀態，基本上禁止她旅行。因此，我想藉此機會（指演說直播）向她表達：親愛的薇拉，我們從台灣向你致上問候，祝你健康、充滿生命力。佳洛是個很棒的人，很棒的丈夫、父親和祖父！加油！
對我們來說，柯佳洛議長是政治家，是個勇敢、自由、品格高尚的人。對他來說，沒有任何事比個人自由和民主更重要。他是個有人性的政治人物，堅守信念，永不動搖。他給我和其他人很多的教導。謝謝你，佳洛，我們懷念你。
年輕人！謝謝你們
我想談的第二個主題與當下及我們所有人必須解決的價值衝突有關。很多事情正在發生，如果不適切因應，我們的前途恐怕不容樂觀。
請容我做一件我不常做的事：讚美。我必須承認，我對年輕人往往有很多批評，對他們的要求很高。不過，他們近來讓我相當開心，包括捷克和台灣的年輕人，因為他們對當前的社會議題展現興趣。
在捷克，我們有一群年輕人創建「民主百萬時刻」（Milion chvilek pro demokracii）組織。他們對經濟、政治和媒體勢力相互結合感到憂心，因為這對自由和民主構成危害。在台灣，318太陽花運動讓民眾意識到與中國貿易協議磋商的過程不透明。做得好，年輕人！謝謝你們！
全球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一部分。在台灣，因應疫情的成果良好，世界該向你們學習。這也是我們來台訪問原因之一。同時，我們注意到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奇怪行徑；這方面，我個人對國際社會對待台灣的方式感到不滿。
各位要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歷史上，曾有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這麼一件事。長話短說，4個歐洲強權1938年在慕尼黑達成共識，將犧牲一個中歐小國，也就是我們的捷克斯洛伐克，為的是要確保歐洲和平，讓世界免於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害。
我們都知道最終結果是什麼。英國首相邱吉爾後來這麼形容：「英國和法國政府必須在屈辱與戰爭之間擇一。他們選擇了屈辱，結果也得到戰爭。」
我想要相信，世界已從中得到充分教訓。
請容我簡述我們雙方經濟、研究、發展、文化及其他類型合作的可能性。較為詳盡的討論將在相關平台進行。
將近40位捷克企業家隨我訪台。他們多數擁有尖端技術。我們的商業和科學界積極尋求機會，要為智慧科技領域的互利合作建立基礎。各位要知道，當我思考該為這個議題再說點什麼時，我決定用反問而不是正面論述的方式，證明台捷合作有多少好處。
台灣捷克共同體認：老大哥永遠不會對失誤心軟
我要問：「你們知道，當一位台灣女孩決定和一位捷克女孩合作時，會發生什麼事嗎？」答案是：世界最強的雙打組合。我指的是2019年溫布頓網球錦標賽女子雙打冠軍謝淑薇與史特莉措娃（Bára Strýcová）。現在，試著想像，當一位台灣企業家和捷克企業家展開合作，會有什麼成果。
我已數度提及，你們的島嶼很美麗、好客。葡萄牙航海員為你們美麗的島嶼著迷，決定叫它「福爾摩沙」，也就是「美麗之島」。我想指出，這是另一個我們的共通點。
我的國家也美麗、好客，而且我指的不只是布拉格。我已提到我的家鄉泰爾屈，它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名單。有意識的公民試圖避免泰爾屈的中央廣場被重建，要將此歷史瑰寶傳承給未來世代。同樣道理，我們成功保存了庫特納霍拉鎮（Kutná Hora，意指「礦山」）的歷史核心，以及特雷碧奇（Třebíč）鎮的猶太區。我可以花很長時間介紹我們的自然美景。COVID-19疫情一定會結束，當它結束時，請大家到捷克一遊，你們會受到熱情歡迎。我誠摯盼望各位很快就可使用台北與布拉格直飛航班。
我忍不住要回頭談我們的共通點，以及我認為不凡之處。
當我試著了解催生「台灣奇蹟」的因素時，我和多位熟稔你們國家情況的人聊過。我向他們提問，也試著找他們推薦的文本來讀。不過，一如往常，我也讀了他們沒推薦的文本。有時候，最好不要盲從。不過，聽取有智慧的人的見解，總是有益處。
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你們的台灣認同健康地根植於許多影響和烙印，且值得肯定。在各項例證中，我就很開心發現歐洲航海員的軌跡。當然，我也發現了許多其他痕跡和影響，在此不一一列舉。
我必須坦承，我十分欣賞你們連結、編織各個認同根源，並據此造就繁榮、強盛、自由民主國家的能力；更何況，你們被迫每日每夜保衛自己的自由、民主，必須比在歐洲的我們更加努力、警醒。請相信我，當我說在捷克的我們十分清楚有「老大哥」在背後是什麼感覺，我是在說實話，因為「老大哥」永遠不會對軟弱和失誤心軟。
看吧，這又是我們另一個共同經驗。我們懂你們，我們站在你們這邊！
雖然我已觸及多次，我還是必須再提一個我們雙方的共同點，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堅信，台灣和捷克民眾之間最重要的公約數（註：維特齊從政前是數學老師）、同時也是他們最強而有力之處，就是這麼一個事實：他們都自由、自願地選擇了生活於民主體制。我相信，民主及源於民主的自由、真理和正義，構成了我們最珍視的共享價值，也是令人滿意的公平生活的必要前提。
因此，請容我以與開頭近似的方式為演說做結尾。你們生活於美麗的島嶼，生
活於必須日夜培植和保護的民主體制中。
請你們記得，自由、真理和正義是最好的寶劍。
請你們記得，自由、真理和正義同時也是最好的盔甲。
我請求你們，盡力善加保護你們的寶劍和盔甲。
祝福你們有自由、真理和正義得勝的未來。
延伸閱讀（二）BBC中文（2020年10月7日）新冠疫情、戰狼外交與中國國際形象：民調顯示世界多國對華惡感飆升
最新民意調查發現，世界多國對中國的好感度直線下跌，新冠疫情與「戰狼外交」等因素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顯示，在英國、德國、荷蘭、瑞典、美國、韓國、西班牙與加拿大等國，對中國的負評升至十多年來的最高點。
這一調查覆蓋的14個國家主要是歐美與亞洲的發達國家。
中國國際形象蒙上陰影
澳洲是對中國惡感度最高的國家之一，81%的受訪者對中國有負評，比去年急升了24%
中澳關係近期持續惡化。中國當局扣押澳籍華裔媒體人成蕾、自稱「中國間諜」的王立強「叛逃」澳大利亞、澳籍華裔商人楊恆均涉嫌間諜犯罪等事件，讓中澳關係備受壓力。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徵稅、禁止部分牛肉進口後，隨後還發佈了旅遊安全提醒和留學預警。
約四分之三的英國受訪者對中國有惡感，比去年上升19%。
而在美國，對中國看法負面的人佔了73%，是15年來最高水平。自從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人對華惡感上升了20%。
中美關係近日跌至40年來的最低點，兩國互相關閉領事館，向官員互施制裁，還就知識產權盜竊、新冠疫情、香港《國安法》、新疆人權、南海領土紛爭等問題展開唇槍舌戰。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在疫情初期讚揚北京的抗疫工作，但隨著疫情蔓延，他反覆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批評北京在初期隱瞞疫情，並稱中國本可遏制疫情但任由其蔓延全球。中方稱這些指控缺乏事實根據。
皮尤研究中心共採訪14000多人，其中年長人士對中國的惡感度更高。
然而，這一調查顯示，年輕美國人對中國的負評比率首次過半。18到29歲的美國人中，56%稱他們對中國印象不佳。在針對其他國家同一年齡層的調查中，只有韓國有過半數年輕人對中國有負評，而且比率高達80%。
在調查覆蓋的14個國家中，對華惡感度最高的是日本，達86%；意大利的對華惡感度為62%，比率最低但也遠過半數。
瑞典對中國的負評排名第二，達85%。
瑞典是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西方國家，但兩國關係近年來因香港書商桂敏海被捕、中國遊客被逐、涉嫌「辱華」新聞片段等事件而大幅滑落。
今年初，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某些瑞典當地媒體「有批評、指責和抹黑中國的習慣」，就如一個48公斤級的拳擊手，「不斷挑戰」86公斤級的拳擊手。桂從友的言論被視為「威脅」瑞典媒體，他此前還曾以「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評論中瑞關係。
中國外交言論近期一改以往的被動保守，更趨對抗與主動，頻繁利用社交媒體推特發言，被外界稱為「戰狼外交」。
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外交官希望傳播中國戰勝國內疫情的信息、弘揚中國體制的優越性，打造中國是全球抗議引領者的形象。
然而，儘管在「說好中國故事」的海外外宣上花費巨大，中國不承認任何疏失、批評他國推卸責任、揚言對他國實施經濟包報復的外交言論，導致外國民眾對中國的印象大打折扣。
世界民眾對中國疫情應對不滿、對習近平不信任
調查發現，各國對中國的惡評，很大程度上來源自對中國新冠應對的不滿。
在受訪的14個國家中，平均有61%的人認為中國應對疫情不力，滿意度低於受訪者國家及國際世衛組織、歐盟等組織。
唯有美國得到了更多批評：84%的人表示美國的疫情應對不足。
世界各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疫情應對的不滿，還體現在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評分上。
被問到對習近平就國際事務作出凖確選擇有多大信心時，各國平均有78%的民眾回答沒有很多或沒有任何信心。在其中9個國家，民眾對習近平的不信任度在一年內上升了超過10%。
在與其他主要國家領導人的比較中，習近平的國際形象不及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約翰遜以及法國總統馬克龍，但擊敗了屢次稱他為「好朋友」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例如在德國，儘管有78%的民眾表示對習近平不信任，89%的人表示對特朗普有同感。
世界認可中國是經濟大國
皮尤的調查還發現，48%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經濟大國，只有35%的人認為美國是名列第一的經濟體。
由於新冠疫情衝擊經濟，美國、日本及歐元區都預期經濟負增長，但中國經濟預期仍將錄得少量增長。
如果在中美之間選擇，更多歐洲人認可中國是全球領先的頭號經濟大國。而在美國以及亞洲盟友日本和韓國，更多人將美國視為世界的經濟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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