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大埔區青少年領袖訓練計劃」兩項。我會接受的原因除了是對蔡少明、陳文傑兩位社署同工的敬重與支持外，亦是出於當時的社會發展需要。「金百合傑出長者之友」增加了我在安老服務方面的話語權，例如：在同年成立的長者住屋生活關注組，我便是其中一名成員。
而「大埔區青少年領袖訓練計劃」明顯就是要當區內學中學、青年人的模範而必須承擔的責任。
除此以外，我已覺得不需要再用任何獎項去肯定我在社會服務方面的貢獻，明白到人在高峰的時候，不應問還有沒有勇氣向前行一步，而是問有沒有勇氣向後退一步，所以我便應該主動勇退，讓出更多機會給後來的年青人。加上，當時我已有「自己養自己」的能力，卓施的「軍權」，議會的「政權」都在我手。因此我在上任議會主席那一天起，便開始為引退那一天開始作出鋪墊。好好在未來幾年，為議會打好基礎。跟據我的「大步伐政策」是分為區內、區外及境外三個方面。
在區內，其中一項最主要推動民主的工作，就是透過巡回探訪，遊說不同中學校長，倡導在各中學內，讓學生選出屬於自己的民選學生會，埋下民主的種子。大埔當年亦是在我在任之時，有最多中學學生會成立的。因此，當時大埔區內不少學生組織成立，是邀請我作為主禮嘉賓。大埔萬慈中學首屆學生會成立便是一例。
在區外，我除了致力推動各區青年議會成立之外，凡與年青人息息相關的論壇、研討會及活動，我接近全數出席，爭取任何一個機會，讓議會暴光，反映年青人的聲音。
《左起：郁德芬、戴希立、許賢發主席（已歿）》
即使一些國家民族大事，一樣有青年議會的影子，好像雲南地震籌款；1999年北約在南斯拉夫空襲中國大使館，我們便馬上發起全區簽名，不到兩天，4小時便收集到近3000個簽名，代表大埔區轉交「香港學界反戰大遊行」。
遠至澳門，在回歸之前，我亦以議會主席身份與他們交流。還認得當年的「澳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青年政策探究」我們一下船，由碼頭到會場，中間非常短時間參觀剛落成的金蓮花廣場和還在漏水的回歸中心，還有晚餐與回港，全程都有特勤人員護送，可想而知，回歸前的澳門治安情況有多糟糕！回來之後，我又會透過議會及卓施的青年網絡，把我的發言內容向各年青人分享。
至於在境外，當時全港的青年議會只有四個，大埔與沙田相對比較比熟，但交流的必要性卻偏低，原因是大埔的青年議會是透過選舉產生，情況與沙田非常不同。加上，當時已經是回歸之後，因此我作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就是以大埔青年議會的名議與北京市青年聯合會建交。把「青年議會」這四個字帶到國家心臟，這一個舉動當時當然前無古人，後來中央有在研究香港青年政策，特意從北京跑到香港，向我查詢有「青年議會」的盛衰，原來也是因為這此建交。
當年的我已養成「以天下為已任」的性格，按頭上亦有大埔的地圖。因為要應付公務的需要，一位中學生已經有屬於自己的名片，還可以印上校徽，亦有自己的信紙及在潘鳳來議員的支持下，有自己的辦事處，當時找我的市民還真不少呢。
《與學生司徒家耀合照》
不過，在歲月的磨煉中，我明白到只要有實力，頭銜是沒有用的東西。所以，在1998年之後，我的名片上便只有我的名字及一項最主要的公職身份。其他一切頭銜是沒有必要刊登，最少在大埔區是沒有這個必要。因為當時的我已經由「卓施葉振東」，變為「大埔葉振東」了！
這段時間，我還有很多議會工作，詳情可轉看：秋意送陳興（外傳）風雨祭陳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