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軍事政變後，局勢持續緊張，示威浪潮一浪接一浪；軍政府連日鎮壓，造成多名爭取民主的和平示威者傷亡。抗爭運動似乎有進一步升溫的趨勢，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各方都引頸以待，盼望正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表示已經可以平視世界的中國，為穩定地區的和平作出貢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早前更公開表示，：「我們已清楚表明，希望中國在事件上能扮演建設性角色，我們在公開及私人場合都向北京傳達有關訊息，這訊息將繼續傳送，直至中國明確譴責這場政變為止。」
不過，中國緬甸大使陳海在接受訪問只表示：緬甸出現現在的局面，完全是中方不願意看到的。及後緬甸傷亡人數與日俱增，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只是呼籲緬甸各方從國家發展穩定大局出發，保持克制，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處理分歧，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中國貴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緬甸的關係一直非常密切，在亞太地區亦是軍事大國。但似乎新加坡和印尼在穩定緬甸局勢一事上，遠較中國給力，中國既為擠身世界前列的強國，她到底是不為也？還是不能也呢？
槍杆子豈會罵軍政權？
緬甸既為東盟一員，中國又一直高舉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外交原則；加上總的來說，緬甸局面尚未失控；因此，新加坡和印尼率先表態，尋求東南亞國家召開特別會議，商討緬甸軍事政變對區內影響，似乎合情合理！東盟十國在經濟、軍事實力有別，但始終未能稱得上，有那一個國家擁有一鎚定音的力量，足以迅速令緬甸止暴制亂。唯獨近鄰，並且是緬甸最大貿易伙伴：中國，擁有這種壓倒性優勢。
根據商務部駐緬甸大使館經濟商務處資料顯示，去年中國進口緬甸貨品高達四成，出口亦佔三成三；中國手握緬甸經濟命脈，卻在緬甸軍事政變上作璧上觀。原因明顯並非因為經濟考量，而是在於政權的本質。毛澤東早在1938年已提出黨指揮槍的指導思想；新中國自鄧小平以降，槍杆子出政權，更成了中共執政的鐵律。習近平年代，重申必須牢牢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所謂的全過程民主，也是黨政軍三位一體的中共式慎議，然後才到人民協商。因此中共體制的執行力極強，但在沒有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監督之下，人治的隨意性亦極高。試問一個以槍杆子作為管治骨幹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又豈會譴責另一個軍政府政變奪權之理呢？若中國因為要進一步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而在緬甸扮演齊桓晉文的角色，逼令敏昂萊還政於民，豈不是同時間，否定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中國為免進退失據，便唯有借不干涉別國內政之名，而把這個可以成為亞太公安的大好機會，拋給東盟好了！
唯物，導致外交詞彙只有利益！
其次，中國即使在緬甸軍事政變中，扮演了更具建設性的角色；但在平亂之後，中國又如何與東南亞各國，建立一個穩定的緬甸政府呢？這個對中國來說，又是一個極為頭痛的問題，要知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無論在緬甸，及其他國家都是極難參考，更莫說採用，成為政體。而中共的唯物思想，往往是利益先行；令外交詞彙非常缺乏，與其他國家的共同語言往往就只有市場。
例如國務委員王毅在緬甸軍事政變上，只是一再重申：「緬甸局勢持續動蕩不符合緬國家和人民利益，也不符合地區國家共同利益。希望緬各方從國家民族的根本和長遠利益出發。」所謂我口說我心，王毅一句說話當中，已經重覆使用了三次利益，卻完全沒有提及恢復緬甸民主選舉政體，尊重人民選擇及公民投票權的重要性。
我們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外交衡突之中，也經常聽到中國外交部的宣示是：不符合該國利益、該國放棄全球最大市場、與14億中國人為敵，將付沉重代價之類的表述。這種利益先行，缺乏價值共建的外交體系是非常脆弱的。所謂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中國的外交盟友往往是建構在純利益之上，因此利益在，關係便在；利益亡，關係便亡。我們不難發現當印度的經濟增長、人口紅利優於中國時；不少國家便馬上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當一帶一路令柬埔寨差點成為中國附庸之時，東南亞各國便不停對一帶一路作出口誅筆伐，甚至退出倡議。可見這種利益結合的外交關係是形同鏡花水月的！
中國外交缺乏神聖同盟
還有非常致命的一點，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恐怕只能，亦唯有在中國實施，在國際舞台上等同孤身走我路。在這種客觀的政治現實之下，中國是極難在國際間，建立出超越利益的神聖同盟；亦因為這個先天條件，中國便難以在地緣政治上，造出一呼百應的效果。
我們回想新型肺炎在內地爆發之前，首批對中國封關的國家竟然是俄羅斯與北韓。中印邊境衝突長達一年，期間互有死傷；中印仇結，遠遠不及印巴之間的滅族之恨，但被中國稱呼為巴鐵兄弟的巴基斯坦，迄今未派過一兵一卒，一台摩托車去聲援中國軍隊。而根據人民日報在本年3月3日，兩會期間的頭版報道，17個國家的知名出版機構，分別與中國簽訂翻譯出版備忘錄，共同翻譯出版多語種版本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但翻查這17個國家，除了「印度虎」明顯是想知已知彼以外，其他都是需要依賴中國的小國；將來的翻譯本，極有可能只是圖書館中的神聖典藏。
另一個近期例子，就是日前在央視的報導上，代表70個國家，在聯合國發言的白俄羅斯代表安布拉澤維奇，他公開表示支持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不過，在央視只有40秒的視頻當中， 我們不難發現安布拉澤維奇，是全程低頭讀稿，而稿子的中文翻譯本，是極似過去外交部發言人的政治正確範文。這個被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遺憾字眼，報告人權情況持續惡化的國家，是長期依賴中國投資，才得以發展。中國既是白俄羅斯第三大投資國，語境又回到利益之上，所謂：吃人家的咀軟，神聖同盟的含金量自然便很低了！
相反，美國拜登政府表示America is back，法英德三國先後派出軍艦到南海；要知道三國在過在去數以十年計，已經沒有派遣軍艦到遠東地區‘燒銀紙’ 。法國經濟還要長期不振，這種在疫情打擊下的軍事姿態，是極易引起國民不滿；但實際的情況是，由自由神像構建起，長達200年的美法神聖同盟關係，令法國人沒有責難馬克龍政府的意圖。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去年10月的一項調查顯示，發現高達七成法國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數據變相為法軍的遠航背書。法國國防部長帕利在軍艦穿越南海之際，更表示「這支特殊巡邏隊剛才穿行南海。這顯著證明了法國海軍長期遠地部署的能力，與澳洲、美國和日本戰略夥伴並肩。」同樣，當內地突然宣布禁止台灣鳳梨進口，台灣的鳳梨外銷訂單，竟然四天之內超過輸往內地一年的總量，其中有接近十份之一的訂單是來自日本，難道大量日本人，在四天之內，突然愛上了台灣鳳梨？我們或許可以說，沖繩的鳳梨從前就是台灣的移種嘛！但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日台之間，也是有一種跨世代的神聖同盟關係。
上述各種超越利益的例子，反映出神聖同盟，必然是不同國家之間，對一些普世核心價值，例如民主、自由、人權的執著與共同語言。反觀，內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當中，也有提及民主，但民主是排在富強之後，明顯在這套價值觀當中，民主並非最重要的民族與國家建構元素。要知道即使民主的大旗被政權高舉了，但這面大旗必須要經過，制度的驗證、科學化的挑戰及人民的內化，縱然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也總不能背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原則，卻自定義仍然是民主；否則這只是一句國王的口號，同時透視中國式民主，與世界潮流格格不入，而導致天下圍中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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