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記者協會就警方未能配合、甚至妨礙傳媒採訪，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最後法官因為記協的要求屬假定事實，而裁定記協敗訴。即時的結果是，可預期記者將來在衝突場面進行採訪時，應該會難上加難，甚至面對更大的風險。眾所周知，本屆政府、特別是警方與傳媒的關係可以說得上是歷史性新冰點。雖然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言論與新聞自由仍然受到保障，但先有國安法頒布實施，後有多名外國記者不獲工作簽證；再有警方修訂傳媒代表定義，還有收緊傳媒查冊方法。
法例上，我們的保障仍然充足，卻彷如紅線處處，真相與我們好像越來越遠。有網民甚至誇張到以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歷史，來‘溫提’ 傳媒朋友要作好思想準備，為的就是保存歷史、尋找真相、啟迪民智，好好活下去！
筆者當然認為香港今天的傳媒情況，與香港淪陷時期不能相提並論；最少傳媒工作者不用在刀口上過活。但根據2020年無國界記者組織，發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由去年的73位，下跌至80位，並被歸類為第三級的「問題明顯」。而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預期香港在美國卡托研究所及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共同發表2020年「人類自由指數」，排名將會大跌。種種情況顯示香港的言論與新聞自由，已經有惡化的趨勢。若新聞工作者無法尋找真相，保存歷史，那又如何可以在沒有三權分立的香港政治體制中，勝任第四權的角色呢？受新型肺炎的影響，各地政府都傾向超前步署，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台灣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媒體生存法則，對今天的香港，或者還有一點參考價值。
台灣威權年代的五種媒體
威權年代的台灣媒體，為免動輒得咎，所以忌諱甚多，例如在篤信基督教的蔣介石，竟然在他的生日月份，報章是不能用「死」字，也不能報導不吉利的新聞，即使是電影廣告，觀眾也只能意會，例如「決死突擊隊」就成了『OO突擊隊』，情況有點像「香港」不能「加油」，反智行為與一個崇優主義社會背道而馳，迷信程度也不像一位基督徒。根據（王昭文, 2002）的描述，七、八十年代台灣民眾很流行一句玩笑話：「我的手錶越來越像報紙了」意思是越來越不準確了！而根據（陳考順, 2003）的分類，當時的媒體分為五類，就是：效命、順從、轉進、陰違和對抗。當中效命、順從兩類對本文並無貢獻，各位讀者可以就香港的情況，自行對號入座。轉進、陰違和對抗卻為威權年代台灣留下了重要的歷史記錄。
所謂轉進，就是新聞工作記不甘當政權傀儡，在沒有空間報導政治新聞的情況下，轉移報導社會新聞，透過揭露社會問題，旁敲側擊對政權不停提出尖銳的挑戰。情況有點像內地媒體，為生存而配合政權矛盾轉移策略，往往當「北風」起時，在短暫而僅有的空間，不停挖掘社會問題，作出深入調查報導，甚至逼使地方官員，筆者強調僅限於地方官員，要面對群眾，作出公開回應。
今年，在短暫而僅有的空間下，容許調查報導的新聞例子，莫過於武漢爆發肺炎之初，時任市長周先旺在央視新聞頻道訪問中，爆出延緩通報疫情及沒有及時阻止病毒漫延，是因為作為地方政府，獲得信息之後，要取得上級授權，才可以披露。意思最少是省級政府，以至中央部委都負有行政責任。而較長時間的北風，就例如反貪腐、食物安全、基層勞工欠薪、女性遭受家暴等問題；內地就更是容許大查特查。雖然結論往往是：朕知道了！也已經在處理。但在這僅有的空間下，媒體也可以對政治制度作出比較尖銳的批判，人民看了也明白，說穿了就是：所謂的人民民主監督，還有如宇宙般浩瀚的改善空間！由此得知，查冊制度對揭露社會陰暗面是何其重要呢！
言而這種方式有點像隔靴搔癢，縱然能夠留下歷史，也有可能被批評于腐。而所為陰違，就是在台灣不能報導的政治新聞，悄悄地把資料在送交到香港的媒體發表。筆者相信在網絡年代，網民對這種手法一點都不陌生。在今天，只要各位在便利店隨便買一張太空電話卡，已經可以向全世界發放重要資訊。消息發放渠道已經遠超威權所能控制，何況大家也懂得轉空子，縱然不許說武漢肺炎，便改稱為由武漢輸入的肺炎吧！最後就是對抗，大有「送頭」的味道，形容過於悲壯；或許我們以傳媒風骨來形容，較為合適；無奈今天香港的傳媒生態，尚有幾多所立場新聞呢？
別忘記發問的權力
即轉進、陰違和對抗這三種方式，對今天的香港極其量只能保存歷史；對尋找真相、啟迪民智，作用也是有限。若然，各位也是這麼認為的話，便輕視了無權力者的權力了！根據陳考順的分類，「效命、順從」和「轉進、陰違和對抗」最大的分別在於，後者是從來沒有放棄過發問的權力。這種有力的傳媒工作者武器，對一個高知識水平的社會，是極易與普羅大眾生共鳴感。
例如：政府曾表示不應污名化新型肺炎，因此不能使用「武漢肺炎」，陳肇始卻在
今年中、港、澳、台四地政府之間，恐怕只有香港市民感受不到政府，在抗疫方面的超前步署，那2021又有什麼安排？還有，建制派議員，對第四期抗疫基金口誅筆伐，卻接近全數投票通過。既然認為問題一籮籮，什麼為何身體如此誠實？
現在角色轉移，換了他們含淚投票嗎？若真如此，他們含什麼？要知道「做好」比「做左」更重要，既然財政預算案快要公布，相信大家也引頸以待，請問各位尊貴的議員有何高見？更例如，紫荊黨認為兩院制更適合香港政體？又是為什麼？所謂的上議院，又誰來擔任？與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又有何關係？恢復委任制度，等同香港回到1982年，又如何符合民主的定義？及最終達到基本法第45條所指的普選？我們這群無權力的升斗市民只想問個清楚，也公平地給他們一個機會，讓他們說個明白。
在速食新聞與資訊泛濫的時代，我們習慣了：「哦～唔準講！哦～又講錯！哦～過左喇！哦～新香港人嘛！」然後明天又重新來一次新聞輪迴，我們習慣了接受結論，而忘記了發問的權力。而且這種權力也不是傳媒工作記獨有，上述問題也不一定要透過傳媒工作者提出。
在一個人人都可以是自媒傳的年代，只要大家不輕易接受結論、化整為零、執著追問、拒絕愚民，在網絡年代是極易引發起一波接一波，令肉食者要反思，甚至感到刺痛的「銳討論」，歷史與真相又何愁會被「環時」一鎚定音呢？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人類史上曾經有那麼多的黑暗歲月，例如二戰時的波蘭猶太人血淚史，足以留傳後世，待歷史公論，就是因為真相也是在人心的！
[1] 王昭文（2002）。《報禁開放前的台灣新聞媒體》。《新使者雜誌》，70 ，5-9。
[2] 陳順孝（2003）。《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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