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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兩會過後，內地就會陸陸續續在不同的大學、研究院進行大大小小的政策研討會。這種做法是配合內地全過程民主的一種非正式制度性安排。內地的全過程民主，其實是隱含着已故社會學大師哈貝瑪斯的審議式民主理論。簡而言之就是凡政策出台之前，都必須經過黨、政、軍、民的充分諮詢討論，凝聚社會共識。內地認為這種政策制定模式，遠較一人一票，全民普選的代議政府更能掌握民意。
不過，審議式民主其實是過於理想化，特別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公民要在不同的公共領域之中，取得同等的資訊、有差不多的認知，再進行理性的政策討論，接近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內地就有一種模式叫：學者論政，就是相關部委會委托不同的大學、研究院就個別議題，例如大灣區、北部都會區、人工智能發展及ESG等，每次邀請大概10至20位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專題研討，由他們為政策背書。因此兩會之後的香港復活節長假期，往往是香港學者的黃金時間，讓我們可以無後顧之憂，受邀出席各類政策研討會。
這類政策研討會通常為期一天，上午是主題討論，下午是分組又或是分題討論，總結之後是同儕之間的工作晚餐，大家可以比較輕鬆地暢所欲言。這個亦我最期待的環節，在「醋」
過三巡之後，往往讓我感受到，有時內地的學者朋友們對香港政策的理解，可能不下於我們。他們的內地視覺，確實令我憶起早前呂大樂教授在《明報》的鴻文：〈香港「志願」清單有否優次考慮〉。因為我的朋友們為香港的志願，提出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就是在優次之先，到底有無考慮清楚！
考慮清楚語境改變
呂教授的朋友質疑：港人何來那份自信？因為香港在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卻有數以十個百年大計。我們所提出的「中心、樞紐」每一個都可能超越2047，造福很多代香港人。但如果從內地的政策語境分析，極其量只是工作計劃，而不是角色與定位。稍有了解黨國體制其制度硬性的朋友，就會知道內地政策文件真的可以是，一字之差便繆之千里。
筆者當然不會懷疑香港在大灣區之中，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但只要我們記憶尚存的話，便會記得早於2004年6月，我們還有一份《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提出9+2政府，同意加強十個領域的合作，涵蓋科教、商業、旅遊等。
那有趣的問題來了，為什麼當時的官宣是9+2政府，而不是11個政府呢？從體制上，我們完全感受到國家對特區的厚愛；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國家希望港澳、特別香港可以擔當「帶頭大哥」的角色，所以才會突出 2 這個定位。
直至2019年，國家正式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香港、澳門、廣州及深圳列為區域發展的四個核心引擎。我們欣喜深圳與廣州的飛快發展，但同時應該清醒，《綱要》已經不再突出香港是「帶頭大哥」 的角色，因為其他兄弟城市已經成長，經濟總量今非昔比。所以大家只要各自努力，有機協調，不要變成九龍治水便可。我們若是過度進取「做多咗」，是有可能造成人民內部矛盾。
這一點，其實早在2015年，我們把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時，時任深圳市市長許勤已經表達得很坦白，直言：「深港合作愈來愈頻繁，矛盾難免，但要考慮深圳同胞的感受。」而我們翻查2024年《國務院正式批覆深圳城市定位再升級》文件顯示，深圳市核心功能定位是發揮全國性經濟中心。（註1）這個清晰的定位不但讓深圳一鳥在手，在一國為根的前提下，既可以與香港合作、又不會成為第二個國際金融中心。否則香港還有什麼可以貢獻呢？
以有涯隨無涯，殆矣！
孫子兵法《兵勢篇》有云：治眾如治寡，意思是管理好一隊軍隊，如同管理好自己一樣。因此我們要知道，人是有所長、亦有所限。政府既是執行民意的載體，就不可能是無限。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深圳、廣州不會口出什麼三大、四大、甚至八大中心。因為內地的體制，官員的任期亦是有限制，一屆政府匆匆數載，只要辦好一大中心，就已經足以感謝黨和國家。政策若是千頭萬緒，不但會讓人感到概念當政績，還會有機會留下未完的神話⋯⋯與債務給下屆政府，在內地的人事處留下不良的風評，影響官運。
加上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不是貶義，是褒義！稍為讀懂國情的官員都應該知道，國家幅源廣大，狀況特別多，所以很難一條法令、一道政策全國實施。所以內地的立法邏輯叫：原則性立法。最重要是講原則、講底線，然後落到不同的省市縣鄉鎮區，就因地制宜，落實執行。
所以有時我們會聽到：準確貫徹落實、全面準確落實，背後的意思就是說：你還是攪不懂分寸！眾所周知香港人很喜歡上班，「打工仔」的心態往往會以為老闆認為你做得不夠，但套用在國情，過猶不及同樣是不準確呢！
所以內地的各級政府，當看到中央有政策出台，首先會關注政策傾斜與資源分配，其次就是會根據（Dolowitz & Marsh, 2000）所提出的政策轉移理論（註2），就在地情況進行部份轉移，而不會照單全收，以免給人民聞雞起舞的壞印象。
考慮清楚人民的期望
最關鍵一點是，內地的官員都明白精英決策模式是存在施政死角。在黨國體制之下，政府的鴻鵠之志，不一定代表人民實際所需。近年各地偶然出現的民生維權衝突，歸根究柢都是這種施政落差。
所以為什麼調研、巡查制度那麼重要，目的就是要掌握最真實的民意，把矛盾解決於萌芽之時，降低誤判形勢風險。因此我們很少會聽到內地的合理維權，會被上綱上線到成為國安風險，這就證明了制度在有效運作，沒有讓別有用心之徒得逞。當人民的意見，甚至懷疑、憂慮得到充分反映和合理回應，社會共識得到凝聚，政策自然水到渠成。而不是先有藍圖，再要求大家「搭棚」表一個態，這就是本末倒置、是一台戲。
筆者慶幸師承已故宋立功博士，又曾在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任教，擔任中國政府與政策課程主任多年，所以才對國情有點皮毛小認識，但始終書到用時方恨少。加上我從來沒有在內地及香港當官，要一介草民的筆者，一如內地的國之棟樑，考慮清楚那麼多施政問題，實在有點強人所難；能夠經常和他們坐而論道，便已經此願足矣！
註：
（1）南方日報（2024年10月11日）。〈國務院正式批覆深圳城市定位再升級都市核心區再擴容〉。中國新聞網。取自：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10299588.shtml
（2）Dolowitz, D. P., & Marsh, D. (2000). Learning from abroad: The
role of policy transfer in contemporary policy-making.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3(1), 5–23.
延伸閱讀：
呂大樂。（2026年3月27日）。香港「志願」清單有否優次考慮。明報，B13。
跟來自杭州、上海的朋友飯敘，大約每半年一次。近年通常都是在香港約會，他們半自嘲地解釋：我們冬天太冷、夏天太熱，要避寒、避暑，都想起香港。但春季、秋季呢？這是題外話，在此不多談了。我只想講每次見面時，大家都會談到3 個城市的發展狀況，而在一般情況下總結就是一句廣東話：「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最近一次見面，兩位朋友異口同聲地問：港人何來那份自信？他們所指的是，很快地翻閱過新近出爐的《財政預算案》之後，發覺將來香港不單止繼續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強化資產及財富管理，發展新興領域如金融科技，同時也打造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包括「人工智慧＋」、生命健康科技，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推動「新工業化」（包括低空經濟、航空航太科技、 RISC-V( 第五代精簡指令集) 開發與落地、量子科技等），理論上在不久將來，便可以把本來已變得相當一元化、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扭轉為一個經濟、就業多元化的全球城市，既有高端、高增值的金融和專業服務，又有走在世界尖端的創新科技；而這還未包括香港亦是「亞洲盛事之都」、國際法律樞紐、區域智慧財產權貿易中心、國際教育樞紐、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他們說：「這真的是好得不能再好啦！」不過聽得出來，語調有點諷刺意味。他們多年來訪港不知多少次，對我們的文化有點瞭解，於是贈我一句「無得頂！」可是完全不覺得他們認同、稱讚。
我嘗試解釋：「談談『我（們）的志願』，也可以吧！」
「同步發展多個樞紐中心，不覺得很累嗎？」
「但你們需要投資呀！那些什麼樞紐、中心，總不會因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能運用內地所提供的種種機遇，擁有兩制的優勢，又具內聯外通的特殊條件，且位於中西文化交匯的有利位置，便水到渠成，不怎樣費力亦可以在這方面擔當樞紐、于那方面成為世界上或區域上的中心吧！這張『我的志願』清單，有先後優次的考慮嗎？哪些要先打造起來？哪些是較長遠的發展目標？於世界上、區域上其他地方，誰是主要的競爭對手？相對而言，香港在哪些方面最有優勢、競爭力？立大志當然值得鼓勵，不過在眾多主觀願望、目標、志願當中，有包含戰略性思維、元素的嗎？你們那些樞紐、中心，不是同步推行的吧？」
「再者， 在同一段時間—— 不是很長的時間——之內，同步發展那麼多個樞紐、中心，不會覺得很累嗎？有想過為何其他歐美、亞洲大城市，很難同一時間打開那麼廣泛的經濟發展戰線？而只有香港有辦法這樣做呢？得天獨厚？你們都是『多面手』，善於一心多用，而且每種事務做起來都能交出成績來？那太了不起了！我們的城市能夠在一兩個範圍內做到『世界級』，已足以令人驕傲。」
「但如果你們真的擁有這樣的本領，那有沒有考慮到周邊地方的角色？它們可以分享的成果？你們心中的圖像似乎依舊是一切以香港為主或作為龍頭，所以是這個的樞紐、那個的中心。難道鄰近地方都只不過是配角，而且是小配角？還是根本就沒有考慮過它們的存在、角色，更談不上什麼互相配合、優勢互補？這樣的思維跟沒有區域層次的尺度、宏觀整合的想像，有何分別？沒有地方與地方的分工、配合，所謂互補、對接，都變得十分抽象了。這種自我為中心的傾向，有時在所難免。畢竟很難無私地為其他地方、社群設想，由他人的角度出發，想像自己的位置和角色。不過，以香港這個地理空間和人口均屬細小的城市，要求方方面面都要發展起來，各種高端、高增值的經濟活動齊全，看來有點想當然。」
我還是那一句：那是我（們）的志願，主觀上的期望。
想像美好前景 疑慮一掃而空
當然，大家對那個美好的將來，十分期待——甚至急不及待，很想馬上便看到整個經濟體、社會能夠迅速踏上這個想像中的全新局面的發展路徑，短期內見到新的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帶來新工種、各種新需求；而前景之好，令疑慮、悲觀情緒一掃而空。至於各種計畫落實之後，日後可能出現個別願望落空的情況，則到時再算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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