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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溫州高鐵追撞事故；日前筆者上節目，與一眾嘉賓進行討論。正值大家談得興起的時候，主持人問了一句：「呢個好明顯係行政，同管理問題，只要改翻好，就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其實有o也o甘難？」筆者即時搶白，直接地回應：「對香港人來說，很多簡單的公共行政管理概念，是理所當然、簡單不過；但在國內，自民政局改革，公共空間從新出現，還不過是過去二、三十年的事。一些看似『應該』的處理手法，在國內可能連譜模也沒有，那如何執行呢？」這個描述，可能正正道出了溫州當局，以至鐵路局的實際困境。
面對國內現時的社會問題，香港人現時仍會用「高幾班」的目光斜視大陸。那是因為經過港英政府百年統治後，香港有不少制度已經運作成熟，而且頗為順暢；所謂的「公共行政盲點」也不過是「有限公司」，問題往往出自執政者的手藝，或是忘記了制度的「保質期」，未能做到與時並進罷了！
相反，國內的情況，便一如法蘭西斯、福山所描述，只有強國家體制與施政能力，才能治療失落與衰敗的國家。關鍵是現時國內的「國家體制」與「施政」，跟現代公共行政的標準尚有一段距離。我們輕易地吐出一句：「有幾難？」實情是「香港的一小步，國內的一大步」。
我們這種「想當然」的態度還令我們以雙重標準，去看待中港之間的關係。因為香港人的愛國情懷，國民教育「行到不得了」！所以高鐵以外發生之後，便有近五百人到中聯辦請願，要求中央徹查事故原因。那份「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簡直讓人「動容」。筆者要強調，他們是愛國，他們不是干涉國內事務，只是「認為」要為國內的不平事發聲。
同一時間地，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回應香港大學生提問時，對香港公務員的意見，必然是「粗暴干擾香港事務，損害一國兩制精神」。但他只是回應，又不是主動提出討論，難道王主任不應該討論中港事務，反而應該討論中英（國）事務麼？回歸十四年，我們這種「梗係o甘咖喇」的態度，自我製造了不少中港茅盾，卻同時把個人行為，與素求自圓其說，尋求開脫。「公共行政」與「人民素質」往往是「兩生花」。今日，莫說國內的政治與公共行政春天還未到，香港何尚不是身處嚴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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