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2日星期二

1997年至2001年「推廣青年議會、推動民主發展」

自1997年我奪得校內最高的社會服務獎「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及校外的「傑出青年義工交流計劃」之後,我基本上已經不主動爭取任何與社會服務相關的獎項,印象上,其後的只有「金百合傑出長者之友」



及「大埔區青少年領袖訓練計劃」兩項。我會接受的原因除了是對蔡少明、陳文傑兩位社署同工的敬重與支持外,亦是出於當時的社會發展需要。「金百合傑出長者之友」增加了我在安老服務方面的話語權,例如:在同年成立的長者住屋生活關注組,我便是其中一名成員。


而「大埔區青少年領袖訓練計劃」明顯就是要當區內學中學、青年人的模範而必須承擔的責任。

除此以外,我已覺得不需要再用任何獎項去肯定我在社會服務方面的貢獻,明白到人在高峰的時候,不應問還有沒有勇氣向前行一步,而是問有沒有勇氣向後退一步,所以我便應該主動勇退,讓出更多機會給後來的年青人。加上,當時我已有「自己養自己」的能力,卓施的「軍權」,議會的「政權」都在我手。因此我在上任議會主席那一天起,便開始為引退那一天開始作出鋪墊。好好在未來幾年,為議會打好基礎。跟據我的「大步伐政策」是分為區內、區外及境外三個方面。

在區內,其中一項最主要推動民主的工作,就是透過巡回探訪,遊說不同中學校長,倡導在各中學內,讓學生選出屬於自己的民選學生會,埋下民主的種子。大埔當年亦是在我在任之時,有最多中學學生會成立的。因此,當時大埔區內不少學生組織成立,是邀請我作為主禮嘉賓。大埔萬慈中學首屆學生會成立便是一例。



在區外,我除了致力推動各區青年議會成立之外,凡與年青人息息相關的論壇、研討會及活動,我接近全數出席,爭取任何一個機會,讓議會暴光,反映年青人的聲音。




《左起:郁德芬、戴希立、許賢發主席(已歿)》

即使一些國家民族大事,一樣有青年議會的影子,好像雲南地震籌款;1999年北約在南斯拉夫空襲中國大使館,我們便馬上發起全區簽名,不到兩天,4小時便收集到近3000個簽名,代表大埔區轉交「香港學界反戰大遊行」。




遠至澳門,在回歸之前,我亦以議會主席身份與他們交流。還認得當年的「澳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青年政策探究」我們一下船,由碼頭到會場,中間非常短時間參觀剛落成的金蓮花廣場和還在漏水的回歸中心,還有晚餐與回港,全程都有特勤人員護送,可想而知,回歸前的澳門治安情況有多糟糕!回來之後,我又會透過議會及卓施的青年網絡,把我的發言內容向各年青人分享。



至於在境外,當時全港的青年議會只有四個,大埔與沙田相對比較比熟,但交流的必要性卻偏低,原因是大埔的青年議會是透過選舉產生,情況與沙田非常不同。加上,當時已經是回歸之後,因此我作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就是以大埔青年議會的名議與北京市青年聯合會建交。把「青年議會」這四個字帶到國家心臟,這一個舉動當時當然前無古人,後來中央有在研究香港青年政策,特意從北京跑到香港,向我查詢有「青年議會」的盛衰,原來也是因為這此建交。





當年的我已養成「以天下為已任」的性格,按頭上亦有大埔的地圖。因為要應付公務的需要,一位中學生已經有屬於自己的名片,還可以印上校徽,亦有自己的信紙及在潘鳳來議員的支持下,有自己的辦事處,當時找我的市民還真不少呢。



《與學生司徒家耀合照》

不過,在歲月的磨煉中,我明白到只要有實力,頭銜是沒有用的東西。所以,在1998年之後,我的名片上便只有我的名字及一項最主要的公職身份。其他一切頭銜是沒有必要刊登,最少在大埔區是沒有這個必要。因為當時的我已經由「卓施葉振東」,變為「大埔葉振東」了!
 

這段時間,我還有很多議會工作,詳情可轉看:秋意送陳興(外傳)風雨祭陳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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